70．逃避自由，逃避責任

    毫無疑問，思想改造是對人心的奴化。提到“奴”字，人們往往會聯想到脚镣手銬、拳打脚蹋等景象，其實未必。除非奴隸要反抗，或者是主子懷疑奴隸懷有反叛之心，否則何苦勞神費力地去鎮壓?說“有壓迫就有反抗”當然很對，說“有反抗才有壓迫”也未嘗没有道理。毛澤東說要造成一個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這本來是自相矛盾，因而不可能的。但倘若大家都放棄個人的獨立意志，衹在“統一意志”之下去“生動活潑”，那局面的實現似乎也不大困難。我把思想改造喻為人的馴化，一方面是指它對於人類偉大自由精神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是說明對精神的戕害在表面上不一定都像對肉體的戕害那麽觸目驚心。

    其實，對某些人來說，與其心存異議而焦慮不安，倒不如放棄自由，接受馴化更令人輕鬆愉快。想當年，绝大多數知識份子都熱烈地表示要“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其中，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出於對黨的無限迷信。尤其是那些年齡略長，閱歷較深的人。他們害怕受到懲罰，同時也是因為他們希圖免除内心衝突和個人責任。我們知道，馴化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看作是接受和執行他人意志與思想的工具，因此他對自己的行為便似乎不再負有責任。宗璞在替馮友蘭追隨極左路線的錯誤作辯解時强調，馮友蘭身處林下，衹能聽報紙和傳達，也衹能信報紙和傳達(見第42節)。言下之意是“受蒙蔽無罪”。但這個“受蒙蔽”却大有可推敲之處。問題在於，作為一個有豐富學養和閱歷的知識份子，誰不懂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道理呢?如果你衹肯聽信共產黨的一面之詞，這就表明你的受蒙蔽實際上是出於自願，起碼也是半推半就。在不同程度上，我們都犯過同樣的錯誤。我們在被别人欺骗之前，首先就欺骗了自己。

    不久前，吴祖光去醫院探望曹禺。曹禺不勝惆悵地講起他一生寫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說：“你太聽話了”曹禺立刻答應道：“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裹去了!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甚麽，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揣摸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麽能聽領導的?……”29聯想到十六年前曹禺對外國友人的那番表白“我是用我自己的筆寫作”(見第42節)，如今的曹禺終於承認了他過去一直力圖否認的東西。這一反省是相當勇敢的，也不失為深刻。“聽黨的話”是件便宜事：對了，有自己一份；錯了，是黨的錯。這就是為甚麽當年許多人甘願放棄獨立思考的原因。做馴服工具的好處在於使自己免除掉個人責任，然而，一個人自動地放棄責任這件行為本身，却必須由這個人自己負責。“聽話”是主動地使自己被動，所以，它不能成為自己說錯話做錯事的借口，因為它本身就是錯誤。不錯，服從是任何社會生活結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人類歷史上最大量的蠢事和壞事，也都是以“服從”的名義做出的。在消磨了太好年華，浪費了無數精力之後，曹禺才恍然大悟：“寫作怎麼能聽領導的?”當然不衹是寫作，不衹是文藝，不衹是學術，凡是人的思想活動，人的意見表達，都不應該以“聽領導的話”作標準。這個道理極淺顯，何以要幾十年後才明白得過來?如此說來，曹禺的覺悟仍有不足之處。曹禺没有進一步講出他當年為甚麽要一味聽話的動機，除開趨利避害的考慮之外，應該說聽話者還有逃避自由(弗羅姆語)，從而逃避責任的意圖。我們知道，思想改造包含有被動與主動雙重因素，逃避自由、逃避責任便是主動因素之一。一個人倘若抱有這種動機，他就很容易接受思想改造並不覺其痛苦(歸根結底，痛苦源於你堅持獨立思考)，你甚至會感到某種輕鬆愉快。正如胡適寫的一首小詩：“誰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寧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也許，這就是相當一批人能够頗為順利地過好“思想改造”這一關的緣故。現在，他們當然會對昔日的愚蠢感到可笑，但並没有，或很少有做了虧心事的道德不安。也就是說，他們至今仍在否認其個人應負的道德責任。曹禺是個作家，由於他“太聽話”，到頭來没能留下一部可以傳諸後世的好作品，那總是令人懊喪的。别的聽話者未必都有這種痛悔，他們或許還為自己能在幾十年間平安無事而暗自慶幸呢。輿論對這種人通常是寬厚的，“受蒙蔽無罪”嘛，就算是責備一句“你太聽話了”，那似乎也衹是說你太幼稚或者是太老實，充其量是太愚蠢，那好像在個人道德上並不是甚麽大毛病大缺陷。是的，那的確算不上甚麽大毛病大缺陷。但正是借助於這許許多多“庸常的惡”(阿倫特話)，大規模的惡行才得以發生。

註釋：

①     Robert  M。Goldenson，ed．，The  Encyclopedia  0／Human  J3C—  Behavior：Psychology，Psychiatry，and  Mental  Health，Vol  I(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76)，p  176。

②     裴文中、張治中、吴晗、馮友蘭、王芸生、葉淺予、費孝通、羅 常培、蕭乾、李子英、謝逢我：《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零年四月)，第四十六頁。

③     同上，第九十五頁。

④     周舵：《我母親的自殺——一個案例的研究》，載於《明報月刊》(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號。

⑤     同②，第二頁、第三頁。

⑥     ⑥劉青峰：《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份子道德勇氣的淪喪》，載於《知識份子》(美國)，一九九零年冬季號，第四十四頁。

⑦     胡平：《给我一個支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第七十二頁。

⑧     同②第一零一頁、第一一八頁、第七十一頁。

⑨     同②第一零一頁、第一一八頁、第七十一頁。

⑩     同②第一零一頁、第一一八頁、第七十一頁。

⑪     轉引自《開放》月刊(香港)，一九九四年三月號，第五十二頁。

⑫     見水晶：《五四與荷拉司》(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七年)，第五十三到五十四頁。

⑬     宗璞：“三松堂斷憶”，載於《這也是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十五頁。

⑭     引自[美]威廉．S．薩哈金：《社會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周  曉虹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六七六頁。

⑮     見Robert  Jay  Lifton，ThouZA‘Reform  and  the  Psy：hologyo／Totalism(New  York：Norton，1969)，p。396．

⑯     《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七八六頁。

⑰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51)，p。62．

⑱     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羣島》下卷，陳翰章、田大畏譯(北京：羣眾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三百九十九頁。

⑲     劉賓雁：“走出幻想”，載於《北京之春》(美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號與一九九四年一月號合刊，第二十二頁。

⑳     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n and the  Swor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6)，p  223．

21    同②，第七十四到七十五頁。

22    楊絳：《洗澡》(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八年)，第二零七頁。

23    蕭乾：“一個老知識份子的心境素描”，載於《這也是歷史》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百一十頁。

24    見《古文觀止》下册，吴楚材、吴調侯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第四百三十一頁。

25    同23，第二百一十六頁，第二百一十七頁。

26    同23，第二百一十六頁，第二百一十七頁。

27    引自程兆奇：“誅心的實绿”，載於《民主中國》(日本)，一九九四年二月號，第五十三頁。

28    胡平：《哲思手剳》(臺北：圓神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三十三頁到三十四頁。

29    吴祖光：《掌握自己的命運》，載於《讀書》(北京)，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第五十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