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對自律的破壞

    如前所言，在思想改造中，自我批評常常被要求當眾進行。正是這一要求，使得自我批評從理論上所說的自我提升變成了實際上的自我糟踐。

    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比較西方文化與日本文化時，提出了“罪的文化”與“耻的文化”這兩個概念。她認為西方文化可稱為“罪的文化”，日本文化可稱為“耻的文化”。後來有人把“耻的文化”也歸之於中國，被看作是東方文化的特徵。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解釋：“真正的‘耻的文化’依赖外部的制裁以達到好的行為，不像‘罪的文化’，好的行為是罪的一種内化的信念。耻是對他人的批評的一種反應……它需要觀眾或至少想像中有觀眾存在，而罪則不然。”*由“耻”的概念我們會聯想到“面子”的概念。費正清說，對中國人而言，面子是一個社會性的東西，個人尊嚴是從適當的行為及社會讚許中獲得的。“丢面子”則是由於不能遵循行為的法則，以致於在别人看來處於不利的地位。在中國人那裹，個人價值不是像在西方那樣是内在於每個人的心靈，而是外鑠的，從外部獲得的。對於上述見解，後來的學者們提出過若干修正意見。譬如，皮爾斯和辛格就指出，罪的意識來於做出逾越規矩之事，而耻的意識來於未達到某一理想目標。倘用現今中國人習慣的話來講，罪是指有錯誤，耻是指有缺點。不論我們對罪與耻作何理解，有一點倒是明確的，那就是它們都能起到推動人積極向上的作用。

    那麽，在思想改造中，自我批評與所謂罪感或耻感又有甚麽關係呢?

    首先，共產黨混合利用罪感或耻感來迫使我們思想改造。你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你當然應該檢討，這是在利用罪感。如果你說“我又没犯甚麽錯，憑甚麽要自我批評”黨就會說，難道你就十全十美了嗎?難道你就已經是百分之百、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了嗎?——這又是在利用耻感了。然而，不論是利用罪感還是利用耻感，到頭來共產黨都把它們變成了完全相反的東西。

    道理很簡單。一般認為，罪感是自律的，耻感是他律的，但也不盡然。我講同金耀基等人的分析，耻感兼有他律與自律兩重性。古之儒家講“慎獨”，講“省察”，均是强調人作為道德性主體的自律行為。着眼於自律性，我們就該承認，一個人不論是有缺點還是有錯誤(此處的錯誤當然不是指違法亂紀，“罪”不等於“惡”)，我們都應當寄希望於他自己的主動改進，而不應該對之强制。不錯，共產黨也說過自我批評要靠自覺，但是它既然造就了一套强大的社會獎懲機制，從而使得人們非“深刻檢討”便不能過關，不能受到信用以至要横遭迫害，因而在事實上它嚴重地破壞了這種自律性。由此引出的顯著惡果之一便是虚偽和是非顛倒。有些人故意夸大自己的缺點錯誤並對之進行過火的批判。他們這樣做决非出於罪感或耻感，而是為了炫耀，為了向權勢者討好。相反，那些一向為人方正的君子，既不情願在大庭廣眾下貶抑自己，況且也實在找不出多少問題值得檢討，反而容易被黨視為落後和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