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關於勞動者的一個神話

    共產黨在名義上抬高工農勞動者的政治地位，强調工農勞動者具有更高的革命性，以此作為實行思想改造運動，打擊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根據。我們知道，早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一批人鼓吹勞動者比知識份子更有道德的神話。這種神話在矯正知識者輕視勞動者這一偏見上不無積極意義，但不幸的是，它也為爾後針對知識者的思想改造運動起到了某種理論鋪墊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思想改造運動已經被否定的今天，仍有一些人以略為不同的方式繼續重複着類似的神話。

    在“一個老知識份子的心境素描”中，蕭乾寫道：“許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使在文革期間，真正的工農也仍是善良的。少數知識份子整起旁的知識份子來，才手毒心狠呢!”(23)在電影《牧馬人》中我們看到，知識青年許靈均被打成右派罰去牧區勞動改造，當地牧民對他並不歧視。“文革”中城里的造反派前來揪鬥，牧民們還想方設法地保護他。在牧民的熱心撮合下，他和一位從四川農村逃難來的姑娘結了婚，夫妻恩愛無比。後來，許靈均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鄰人前來祝賀，許的妻子李秀芝說：其實從結婚那天起，他在我心中就不是“老右”了。電影的編導者力圖以此證明，在那極左路線猖獗的歲月，許多知識份子都遭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但廣大工農勞動者仍對他們表現出深切的同情、關切和理解。

    持有上述看法者人數或許不少；不過它却未必經得起推敲。

    憑甚麽說鄉下人就比城里人，工農就比知識份子在對待有“政治問題”的人的態度上更善良、更公正呢?一件事便足以構成否證。眾所週知，在廣大農村，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的境遇一直十分悲慘(直到毛時代結束)，决不比城里的五類分子更幸運，尤其是地富子女。同樣是黑五類子女，如果是城里人，有時還可能獲得和普通人相差無幾的待遇；若不幸而身處農村，即使你不曾犯有任何過失也是準专政對象。如果我們把婚姻狀況視為一個人(主要是男人)社會地位的標誌——它常常是如此，那麽我們都知道，在農村打光棍的地富子弟的比例要比在城里的高得多。而他們娶不上媳婦的主要原因還不是他們在經濟上比鄰人更貧困，而是他們在政治上倍受歧視。

    我在第19節指出：在中國，相比於知識份子，“一般工人，更不用說一般農民，其處境绝不是更優越些”。否則，為甚麽“從來衹有‘犯錯誤’的知識份子被貶去當工人、當農民，决没有工人或農民因為‘犯了錯誤’去罰做知識份子工作的”呢？和官方宣佈的排名次序（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知識份子）相反，事實上，在大數情況下，知識份子的境遇（包括工作條件、物質報酬等，却不包括名義上的政治地位）常常比工人，特别是比農民略高一籌。下放勞動之所以是一種懲罰，就因為它把你從原先一種較好的環境驅逐到一個更壞的環境。這裹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

    1．在思想改造運動和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通常被列為運動的重點對象，因此他們受到更直接、更强大的壓力(包括脅迫與利誘兩個方面)。造就導致了知識份子之間嚴重的猜忌、分化和相互傾軋。相比之下，其他非知識份子，特别是一般缺少文化知識的工農，由於所受壓力較小，故而比較容易在此類運動中保持某種不介入的態度，那並不證明“真正的工農”都很善良，唯有少數知識份子才“手毒心狠”。不錯，知識份子更瞭解知識份子，所以一旦整起你來，往往更能擊中“要害”。宋江在潯陽樓題寫的那首詩，就是讓另一位讀書人黄文炳一眼看出問題，上綱上線到“謀反”的高度而定成死罪的。倘换上一位“大老粗”的官員，也許還没有這般敏銳。但“大老粗”中也决非没有好事之徒。這種人雖然没有深文週納的本事，但若是强充内行，胡亂上綱起來却同樣讓人吃不消。“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文革”中，不少工宣隊、貧宣隊或軍宣隊的人，在整起知識份子的時候，那種武斷、荒謬、粗暴、兇狠，何嘗又比“秀才”們遜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