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侵犯尊嚴的策略

    一九七八年，著名劇作家曹禺訪美。在一次座談會上，有一位名叫吉布斯的美國漢學家問道：“曹先生，你在《明朗的天》一劇中，對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情形有過批評。請問在寫《明朗的天》時，你是自動這樣寫，還是出於政府的授意?”曹禺扳起臉嚴肅地說：“是我自己寫，是用我自己的筆寫的。”

    乍一聽去，曹禺此話真可謂擲地有聲。身為作家，應該用自己的筆寫下自己心裹的話，這就叫做作家的尊嚴。然而問題在於，幾十年來，中國的作家果真是在“用我筆寫我心”麽?以曹禺的閱歷，他當然知道，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情形，至少是就其大多數而言，並非如他描寫的那般惡劣。所以，他才會相當勉强地替自己辯解道：傳教士中總也有壞蛋嘛。且不說“總也有壞蛋嘛”這句話，顯然不符合“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條所謂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問題在於，從整個《明朗的天》劇本，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出作者的政治傾向性。我想：時至今日，恐怕連曹禺本人也會承認，《明朗的天》不是成功的劇作，也會承認在創作該劇時曾經受到了當時流行的極左路線的影響。事實上，當時大部分文學作品——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可以看出明顯的極左路線(姑且用這個名詞)的印記。這决不是甚麽秘密。當時的大部分作家不是都一再聲稱他們是如何自覺地遵循黨的路線麽?關鍵不在於我們的作家曾經努力地遵循黨的路線而寫作這一事實，關鍵在於，在這種“遵命文學”中，作家們有幾分是出於自動自願，有幾分是出於脅迫利誘。

    吉布斯教授的提問很尖銳，但也很幼稚。他以為中國作家與共產黨當局之間的關係，就和白宫新聞秘書與美國總統之間的關係差不多，似乎前者僅僅是後者的捉刀代筆之人，是後者直接授意前者寫甚麽或如何寫。不錯，中國曾經流行這樣的“三结合”口號：“領導出思想，羣眾出生活，作家出作品。”江青指導樣板戲的創作和修改確實是耳提面命，一竿子插到底。不過這些情況終屬極端。在大多數情況下，黨和作家的關係要比這更複雜。

    簡單地說，共產黨採取了以下一整套措施實行對作家的全面控制：

    1.共產黨壟斷了一切出版渠道，造就預先防止了那些黨不喜歡的作品有公開發表的機會。

    2.共產黨對於寫出所謂“反動”作品的作者，一經查出，無不實行嚴酷的迫害。

    3.共產黨對它欣賞的作品大力表彰，並常常給作者以巨大的名利犒賞。

    4.共產黨動用一切宣傳工具向全社會灌輸它的路線和觀點，明確宣佈要以它的思想指導一切創作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作家“用自己的筆寫作”時，他可能會出於恐懼而言不由衷，可能會為了希求獎賞而曲意迎合。當然，他也可能講真話。這裏的真話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他反復錘煉、深思熟慮的堅定信念，另一種則是在缺少比較鑒别的條件下對黨的一面之詞照單全收。譬如在“大躍進”時代，許多人都寫過歌頌“萬斤田”、“放衛星”的文章。有些人是明知虚假故意瞎吹，更多的人是對報上的宣傳信以為真。這兩種真話在性質上很不相同，可是又很難劃分清楚。因為在作者主觀方面，兩者都是出自真誠。眾所週知，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曾經寫遇不少紧跟極左路線的荒謬文章，世人早有非議。馮友蘭之女宗璞女士為其父辯解道“各種知識份子的處境不盡相同，有居廟堂而一切看得較明白，有處林下而祇能聽報紙和傳達，也衹能信報紙和傳達。”3言外之意是說，馮友蘭雖講過錯話，但不是品格問題，而衹是認識問題，也就是俗話說的“受蒙蔽”。這種辯解當然很有道理。不過認真追究下去，所謂“受蒙蔽”也有兩種，一種是力求瞭解全面把握真實而終不免有所偏差；一種是主觀上就缺少追求真實的真誠動機，故意睁一隻眼閉一隻眼。當然，這兩種“受蒙蔽”也不是一下子就分得清的。其實，所謂“受蒙蔽”，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以後還有專節討論(見第70節)，眼下暫時衹說到這裹。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作家寫作，普通人講話，其中都是含了多種成分。有自覺的假話，也有不自覺的假話，有真誠的真話，也有不那麼真誠的真話。各種成分分别佔多大的比例，因時因事而異。

    回到曹禺的例子上來，當曹禺一本正經地宣佈“我是用我自己的筆寫作”時，他力圖讓人家相信他當年寫的那些話全是真誠的真話，儘管現在他不再認為它們完全正確。我想，這種表白未免就太不留餘地了。黨的力量分明是無所不在，我們不可能全無感受，絲毫不受其影響。問題還不在於黨的力量使我們或多或少地扭曲了自己，更耐人尋味的問題是，為甚麽我們硬要否認自己遭受到某種扭曲，並從而否認壓力的存在?

    這便是思想改造心理學的絕頂高明處了。通常人們說，思想改造是否定人的尊嚴．這話衹說對了一半。因為思想改造得以進行的另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它必須利用人的尊嚴。前人早就指出：利用情感，而不在燬滅情感上白費力氣，這一向是背叛自由的策略。人是有自尊心的動物，他不甘於任人擺佈，耻於城下之盟。但可惜的是，人又是很脆弱的動物。他很難在巨大的誘惑和可怕的壓力下全然無動於衷。因此，當誘惑、壓力以間接的方式出場，以隱蔽的方式顯現，它們便有可能獲得最大的效果。在這種環境下，你選擇了某種立場。你的選擇看來是主動的。但那個影響你，乃至支配你作出此種選擇的環境却不是你主動選擇的，它是由黨一手强加給你的。你是在被動的狀態下作出主動的選擇。换言之，你的選擇其實並不完全是出於主動或自願。你的尊嚴實際上已經受到侵犯，遭到扭曲。然而，出於自尊，你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你寧肯讓别人，讓自己都相信你的選擇是完全主動的和充分自願的。你力圖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與此同時，你也就把那個環境合理化了。

    有則幽默，講“募捐之秘訣”：l面帶笑容，2腰間揣把槍。當然，你不要把槍口直指對方，你不能讓對方直接感到你在脅迫。你滿臉笑容，曉以大義。對方心裹明白如果他拒不捐款可能會帶來何等不愉快的後果，轉念一想你那番說詞也不是毫無道理，於是便慷慨解囊。既然已經捐了款，這位先生自然不肯承認他是受到脅迫。他一定會强調自己是如何深明大義，樂善好施，自覺自願(順便一提，這也就是為甚麽那些訴諸暴力的組織，有時倒要比“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組織似乎更能獲得所謂民眾支持的一個原因，起碼是在大軍“所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