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孝道與忠誠

    讓我們再回到正題上來。

    我在第58節指出，把共產黨打擊知識份子比喻為“母親錯打了孩子”是相當荒謬的。然而，在這一荒謬的比喻背後還包含着更多的政治文化信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中，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一向被比作父母與兒女的關係。忠不過是孝的延伸。中國人(包括一九四九年後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要聽話，從聽父母的話到聽領導的話。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接受了把領導視為父母替代物的觀念。利夫頓在說明中國思想改造運動的文化淵源時强調了“孝”的意義。那顯然是很有道理的。

    孝的含義並不單純。孝不僅表示在行為上的順從，還表示在情感上的依赖。孝順的兒女之所以要聽父母的話，那不僅是因為他們認為父母更正確，而且還因為他們覺得聽話能討得父母的歡心，他們自己則能從父母的歡心中獲得一種情感上的滿足。當己意與父意相悖時，通常他們倒不以為放棄己意有多麽痛苦，相反，忤逆父意更讓他們難受。因此之故，當衝突不太尖銳不太深刻時，他們更樂於放棄己意順從父意。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或許不衹是中國)，把孝的概念轉化為忠的概念是很容易的。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忠”既是一種承諾，又是一種感情。一個人决心服從君主的命令，並且為此而感到愉快。一般來說，一個缺乏獨立精神的人，常常會甘願讓自己依附於某一個强者，這樣他可以獲得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免除個人自由選擇重負的輕鬆。這種人未必没有自我實現的意願，衹不過他們寧肯在現成的權威的規定下去追求它，因為他們害怕由獨立而帶來的不確定性。

    分析共產黨的思想改造運動，我們不難發現，許多知識份子，尤其是“長在紅旗下”的知識份子，往往正是以這種“忠”的態度去看待他們與黨的關係和與領袖的關係的。儘管說共產黨革命猛烈地抨擊傳統的忠孝觀念，有力地破壞了傳統的家庭紐帶，但那衹不過是用國家取代了家庭，把由孝及忠的延伸一開始就更完整、更有力地轉移到自己的頭上而已。這些知識份子首先被培養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感情”。從這種感情出發，他們把“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視為天經地義。那個日後被認作是桎梏的依附性，在起初反而賦予了他們自以為屬於偉大整體之一部分的親切感、優越感和充實感。文革初期的紅衛兵，睥睨天下，不可一世；然而紅衛兵最喜歡的自稱却是“偉大統帥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是指涉小，表示弱者對强者的隸屬；它又是指幼小，表示幼者對長者的依戀。他們以“小”為傲為榮。在别人面前，他們强充大丈夫，在領袖面前，他們甘為小兒女。在他們心目中，服從不是勉强之事，苦惱之事，而是快樂之事，幸福之事。和其他知識份子，主要是和老一代知識份子不同，他們接受思想改造的號召幾乎是不假思索的——至少在一開始是如此。道理很簡單，改造意味着再教育，它以被改造者事先受有一種教育為前提，而這批知識份子本身却是黨的教育的直接產物。對他們來說，“改造”一詞差不多是不通的(參見第5節)。他們無非是接受教育而已。假如在後來的思想改造過程中，他們也經歷了和老一代知識份子相似的内心衝突，體驗過其間難以言喻的巨大痛苦，在很大程度上，那其實是一個日益長大的軀體在奮力挣脱先前加於其上的緊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