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二十世紀是一個多變的世紀。其變化的規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讓人目不暇接。這就造成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現象：我們既然經歷了如此複雜多樣的變化，我們理當變得更成熟、更深刻，起碼是更稳重；然而，恰恰是由於變化來得太猛烈、太頻繁，以致於我們幾乎没有足够的時間對其中任何一段經驗加以認真的咀嚼消化，事實上我們倒很容易變得更幼稚、更浮淺，尤其是更浮躁。我們似乎總是在面臨新的、陌生的生活，它使得昨天都顯得極為遥遠和毫不相干。尼采說，那歷史上“最後的人有着最悠長的記憶”。這可不一定。搞不好，他的記憶反而會最短暫。像狗熊掰玉米，邊撿邊丢，到頭來衹留有最後的一個。當然，没有人願意割斷過去，因為那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死亡——一般的死亡是割斷未來。因此，在時間機器運轉得越快的地方，懷舊之風也就越盛。可是，所謂懷舊，常常祇是情緒，並不包含理解。如果說未經思考的人生算不上真正的人生，那麽，同樣地，未經思考的記憶也就算不上真正的記憶。我知道，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顛簸震盪之後，大家都感到十分疲憊，現實生活又是那樣紧張忙碌。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對往事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研究，恐怕就很難獲得廣泛的呼應。在這裹，我們無須乎重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古訓。我要强調的是，縱然我們想抛開歷史，歷史却並不因此而抛開我們。事情往往是這樣的：當我們沿着一條看來最省氣力的道路去擺脱昨日的陰影時，我們其實正好仍然處在昨日的陰影之中。極權主義有着次第相接的三副面孔：(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回顧歷史，考察現狀，情況不正是這樣的嗎？1

    本文擬就思想改造問題進行研究。

    思想改造運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的事件。儘管它未必都像奥斯威辛集中營和古拉格羣島那般狰獰恐怖，但是，由於它牽涉的人數更眾，持續的時間更長，因而對於我們整個民族精神的影響就更為廣泛和深重。今天，大陸上每一個三十歲以上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無不對此有深切體驗。我把思想改造稱為“人的馴化”，從某種角度講，共產黨統治的興衰史，就是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的歷史。

    遺憾的是，相比於整個思想改造運動的龐大規模，迄今為止，有關思想改造運動的翔實記錄和深入分析的文字還很少。我不是籠統地說有關思想改造的文字少，這種文字實在太多太多。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有兩類文字泛濫成災：一類是對黨、對“偉大領袖”的歌功頌德，一類是對自己和對他人的批判檢討。後一類文字差不多全可以看作研究思想改造的原始材料。其作者三教九流，無所不包，男女老少，概莫能外。不過。這類文字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正式印行發表的不多，绝大部分業已湮滅失傳。第二，它們通常缺乏足够的真實性。這不足為奇。既然是思想改造，那就要求寫作者自己充當自己的檢查官。即使有些寫作者本人自以為滿懷真誠，“觸及靈魂”，恐怕我們也衹能將之視為心理病患者的自訴，在坦露的同時總是包含着大量的掩飾。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衹緣身在此山中”是也。

    “文革”之後，政治氣候為之一變。以某種批判的眼光回顧和研究思想改造的文字顯著增加。中共當局自己也宣佈放棄“思想改造”的提法，並肯定知識份子“屬於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知識界對思想改造的批判則更為嚴厲，不少人提出知識份子不應是“老九”而應是“老大”的口號。當然，最熱鬧的是文學界，包括“傷痕文學”、“大牆文學”(即“勞改營文學”)、“知青文學”，都涉及到思想改造運動。然而，上述各類文字，在事實描述上，大部分仍不免有所迴避。有些在描述外在活動上相當真確，但可惜在描述内在活動即心理活動上猶嫌簡略。既然思想改造基本上是一種内在活動，因而這一缺陷就不是無足輕重的了。在理論分析上則有兩個普遍的問題。許多分析仍自限於官方語詞系統，偶爾有超出此一系統者又不够深入細緻。於是在這段時期內對思想改造問題的討論，就和“新時期”十餘年來對許多問題的討論一樣，一方面是可喜的拓展，另一方面是膚淺的滿足：似乎一切都已經談到，而且好像一切都已經談得差不多。

    以下，我將重新展開對思想改造問題的討論。作為當事者和過來人，親身體會加上耳聞目睹，足以構成這一討論的堅實的經驗基礎。我要研究的問題是：究竟甚麽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何以能够發生以及它是如何進行的?换句話，我們為甚麽會接受思想改造以及我們是怎樣思想改造的?然後，我們又是怎樣反抗，怎樣擺脱的?由於思想改造涉及到自由、真理、人生意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那麽，最後，在思想改造已經大體結束的今天，我們又面臨着何種局面?我們應該作出如何的選擇?

    註釋：①Irving Howe，An Image 0f Hop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hovich  Publishers，1982．p．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