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等级化的學習制度

    共產黨社會“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甚至在政治學習上也是如此。在共產黨治下，人人都需要參加學習。但是，學習内容的多寡，學習範圍的大小以及學習順序的先後，却大有區分。譬如報紙，《人民日報》是給全民看的，《參考消息》則限於一定的幹部級别，更高級的幹部還可以讀到所謂“大參考”。再如中央文件，有的規定傳達至省、軍級，有的規定傳達到地、師級或縣、團級，有的則傳達到一般民眾。傳達同一個文件，有時還要按照先中央後地方，先黨内後黨外一類順序。這種安排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這種安排體現出政治地位高下的等級差别。政治地位越高者，獲得的信息越快越多。當然也有不盡一致處。比如說知識份子的地位本來居於工人農民之後，但绝大部分知識份子(包括小學教師或普通技術員)按行政編制屬於幹部，因而某些待遇又在一般工農羣眾之上。這種安排會使許多人產生一種優越感。他們會把自己能參加更多的政治學習，更早地瞭解中央精神，接觸到更豐富的學習材料視為一種榮耀，從而進一步激發出學習的熱情或興趣。一方面，共產黨用半强制的辦法讓大家都參加學習，不想去的人也不好不去。另一方面，共產黨又把學習分成三六九等，使得那些能够進入更高級的學習的人感到寵倖，並使得那些進不了這個圈子的人心生羡慕。學習既是義務又是特權。推壓與排斥相運用。這就從兩個方面加强了學習的力量。

    等級化的學習制度還有一層意義。它造成了極權社會特有的洋葱頭結構。其核心是領袖，外層則是芸芸眾生。每一層次的成員，向外看，會感到自己的優越；向内看。則會感到不够自信。不少知識份子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我們在和普通工人、普通農民打交道的時候，往往會採取兩種立場，或者說，採用兩種觀察角度。一方面，由於我們早就習慣了關於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如何革命、如何先進的理論，我們竭力從現實中印證這套理論。如果某個工人、某個農民講了幾句很革命的話，我們立刻大表佩服，認為别人果然革命，果然先進。他們的確是我們的好老師，我們確實應做他們的小學生。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工人、貧下中農講出了“落後話”，我們却並不因此而懷疑那套理論，也不因此而醒悟到黨的聲音其實並不是他們的聲音。在适時，我們把“小學生”的身份丢在一邊，理所當然地扮演起黨的政策的解釋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種知識上的優越感。我們以為我們有更高的理論水平，而這種優越感正來自我們在政治知識的洋葱頭結構中處於比一般民眾更内層的地位。我們很難意識到這兩種觀察角度的自相矛盾。其結果便是，不論我們從工農之口聽到何種言論，由於我們的既低又高的地位，我們都會很方便地把它們解釋得符合既定體系。與此同時，當我們產生某種懷疑思想的時候，我們又很難有自信。我們擔心自己的立足點不够高，掌握材料不够充分，因此看不清全局，所以不敢妄加判斷。我們總以為比我們更内層的人才更有發言權。培根言：“知識即權力。”這話即使對於共產黨社會也很有幾分道理。等級化的學習制度造成了政治信息、政治知識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它加强人們在政治認識、政治判斷上的逐層依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