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打預防針”

    不過，人畢竟是會思考的動物，人不可能像機器人接受外部指令那樣不加思考地就全盤接受别人灌輸給他的一套理論。成功的理論灌輸必須考慮到人心的批判性，於是就有了所謂“打預防針”的措施。毛澤東講過種牛痘的例子。他多次指示要善於利用反面教材、反面教員的作用，幫助人們提高識别正確與謬誤、香花與毒草的能力。

    我們知道，種牛痘是先給你注射少量的疫苗，讓你自身產生抗體。思想上打預防針，就是通過讓你接觸到反面材料的辦法，强化你原先所有的正面觀點和正面立場。乍一看去，這種辦法既然能讓你同時接觸到正反兩方面的材料，因此它是公正的，是有助於獨立思考的。其實不然，因為在這裹．發給你的反面材料是經過精心挑選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從一開始就蓋上了“反面材料”的印記。我在“論言論自由”一文中曾經寫道：“如果他們選出來讓羣眾提高認識能力的反面教材，先就印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樣。那麽他們這種可嘉許的意圖就差不多没法達到了。單單為了駁斥一個觀點而去讀他的著作是不會有甚麽收穫的，那正像看一場錯綜複雜的反特電影，事先就告訴了觀眾誰是特務，結果對觀眾的思維推理能力不會有任何幫助。尤其是，假如我們同時又把發表了反面意見的抓起來，效果就會更糟；那不是在啟發人們辨别甚麽思想正確，甚麽思想不正確，其實是在警告人們，甚麽是你們可以想，可以說的，甚麽是你們不准想，不准說的。那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設立禁區，不是在提高認識，而是在壓抑理智。”⑦

    不過，要說“打預防針”的效果衹是壓抑理智，那也不盡然。我這裹倒不是說反面材料會助長逆反心理——那衹是後來才會發生的事。我要說的是，如果“打預防針”的效果僅僅是壓抑理智，那就很難解釋它如何能為有理智的人所接受。顯然，我們還需對此作更細緻的說明。

    在“打預防針”的過程中，你預先得到警告：你將接觸到的那些觀點是錯誤的、反動的。但是，除非你原先就承認這些警告，也就是誑，承認有關那些觀點錯誤反動的這條論斷，否則警告就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因此，黨在選擇反面材料上是相當精心的。黨總是把那些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已經認為是反動的東西拿出來作疫苗。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最早的反面教員大概是胡適。胡適在政治上反共，一九四九年又去了臺灣，定成“反動”當無可争議。反過來想，如果共產黨一開始就把素有“進步”、“革命”之稱的知識份子(“四條漢子”或“三家村”之類)作靶子，人們在接受其前提上就會發生困難，故而難以奏效。然而，“打預防針”並不是循環論證。它必須要從既定的前提中引出新的結論出來。一旦確定了胡適是“反動派”，共產黨便可引申出胡適的思想，包括學術思想也通通是錯誤的、反動的這一結論。新的結論又進而成為下一步推論的前提。既然胡適的那些思想是反動的，那麽具有類似的思想的其他人(如張三、李四)就大有“反動”之嫌。既然張三、李四是反動的，那麼他們的思想，包括那些和胡適思想並不相同的部分也就染上了“反動”的色彩。如此這般的推論反復進行，“反動”的標準便越變越寬。不消說，這一推移過程是不符合邏輯的，但它却利用了人心的一種慣性，一種由“愛屋及烏”而造成的對象轉移。到頭來，我們就接受了很多我們在一開始並没有接受的東西。從一九四九年到“文革”，意識形態之網越收越緊，“反動”、“反革命”的外延越展越寬，就是這套循循善誘，步步緊逼策略巧妙運用的成功结果。

    “打預防針”不僅僅造成壓抑理智的效果，它也會刺激起理智的某種活躍。衹不過在這裹，理智的活躍是按照預定的方向進行的。黨宣佈某種思想是反動的，然後再啟發我們去找出其所以反動的根據。這就養成了我們一種定向思維的習慣。以後，衹要黨扔下一句話“某某思想很反動”，我們就會自動地去努力搜尋出證明這一結論的種種論據。你不能不承認這種自動地搜寻論據以證明黨的結論的做法也是一種積極的理智運用，人們同樣地也可以從中獲得一種動腦筋的興奮和愉快。尤其是在“文革”初期，有那麽多的人如此熱衷於挖“毒草”，除了在政治上力圖表現“革命”之外，也有在理智上顯示優越的因素在内。有時候，我們興致勃勃地指出“某某文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那既不是因為我們對作者懷有私仇公憤，也不是因為我們對文章表達的觀念深惡痛絕，而是因為我們急於表明自己有高出眾人的“識别能力”。事後回顧起來，人們不難發現如下一個荒謬的悖論：我們笨，是因為我們想逞能!我們蠢，是因為我們愛自作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