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批評與自我批評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引以為傲的優良作風之一。不過，經驗告訴我們，在共產黨那裹，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是“我批評，你自我批評”。對中共而言，批評永遠是領導批評羣眾，上級批評下級，第一把手批評第二把手、第三把手，或者是現任最高領導批評前任最高領導。如果說有時候會出現羣眾批評領導(如文化大革命)，那無非是羣眾在最高領導的號召下批評其他領導，因而實際上仍屬於上級批評下級或第一把手批評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如果說有時候也會出現其他的領導批評最高領導(例如十一届三中全會批評華國鋒)，那無非表明最高領導已經有名無實，真正的權力已經旁落。

    如上所說，批評永遠屬於强勢的一方。反過來，自我批評則永遠屬於弱勢的一方——羣眾、下級或失势的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犯下彌天大罪，但仍拒絕下“罪已詔”。鄧小平也决不肯為“六四”一事認錯。有人將之歸結為鄧小平的倔强個性，然而聯想到鄧小平在毛澤東治下幾次三番的“深刻檢討”、“永不翻案”，可知此事不關個性而衹關權勢。由此看來，現今的共產黨領導人還比不上古代的帝王，因為古代的帝王尚且不乏從諫如流的人物。他們容許大臣公開批評，有時還會當面認錯。不過這種區别，與其說是由於人的緣故，不如說是由於制度的緣故。在君主制下，君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是“打天下坐天下”，是神秘莫測的天命，是血統，君臣的名分是預先就嚴格確定下來的；因此，君主有時可以公開認錯而仍不失為君主。共產黨制度則不然，共產黨把自己合法性的基礎建立在唯有自己才正確這一前提之上。一個人享有最高權力，從理論上講，是因為他被視為正確路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從這點出發，共產黨就决不能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尤其是它不能承認有别人比自己還要更正確。如果共產黨承認了自己犯錯誤，它就喪失了壟斷權力的理由。如果某位最高領導人公開承認别人比自己更高明，由於没有君臣明確分際，那麽合乎邏輯的結論就該是“讓賢”，即聽任别人取代自己。縱觀中共歷史，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再加上後來的華國鋒，中共的歷届最高領導人，有哪一個在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之後還能繼續保住最高權力?無怪乎在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中共最高領導集團，首先是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自己，要對别人批評意見如此敏感和緊張，一定要給别人扣上“篡黨”、“奪權”的罪名；儘管在當時，批評者們本身未必懷有此種意圖，但平心而論，倘允許這種批評公開化合法化，其後果確實會危及統治者的權力地位。有時，共產黨當局的錯誤過於嚴重而明顯，掩飾已全然無可能，共產黨便會抛出“歷史”作替罪羊，社會主義革命既然是前無古人，歷史的前進照例不會筆直平坦，因此，黨的失誤其實就不是黨的責任而是出於歷史的局限，領袖的過錯就不是領袖的缺陷而是人類認識的必然發展過程。如果說黨和領袖也有犯錯誤的時候，那决不意味着與此同時有别的人或别的黨更高明或更正確，因此黨和領袖依然是相對最高明和最正確。“文革”之後，共產黨又發明了一套新的說詞。它說共產黨雖然犯過錯誤，但黨自己能够糾正自己的錯誤。這句話的潜臺詞實際上是：黨不允許别人起來糾正黨的錯誤。

    總而言之，在共產黨統治下，批評向來是强勢者運用權力的一種方式，而自我批評則照例是弱勢者服從這種權力的一種表現。明乎此，我們才算是認清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