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群體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律師絕跡。考其原因，一是意識形態方面

的。那時侯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人人都須站穩階級立場，怎么還允

許你為壞人、為階級敵人作辯護？另一個原因是社會結構方面的。

毛時代的中國實行的是單位所有制，每個人都被納入這一個或那一

個特定的單位，單位包辦你的一切，個人無從脫離單位，所有的單

位都直接歸屬于政府。那時侯發生了什么矛盾或糾紛，不論是同一

單位內部或不同單位的張三與李四，群眾與領導，這位領導與那位

領導，解決辦法統統是找組織，找領導。這一層領導不好解決則上

交到上一層領導。那時侯連法院都形同虛設，律師更是無用武之地

無立足之地。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原有的

單位所有制解體。個人可以脫離單位，單位也不再包辦一切。在這

種情況下出現了什么矛盾和糾紛，“找組織”就不大管用了，法院

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于是乎，律師也就派上用場了。

    伴隨著律師這一行業的重新興旺，維權律師也應運而生。最早

的維權律師主要是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其他類型的民間維權活

動大多還是這些年才發展起來的）。維權律師的出現，對共產黨而

言，稱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在過去，為“反革命”辯護

差不多就等于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產黨也承認了“反

革命”有權請律師，而律師的工作或角色正是為“反革命”辯護，

那么它該怎樣對待這些律師呢？顯然，從理論上講，如今的共產黨

已經不可能再把為“反革命”辯護的維權律師也打成“反革命”了。

這就是說，如今的共產黨，不管在心底里對維權律師何等敵視，但

是在表面上卻不得不承認維權律師的合法存在。我們知道，維權律

師為政治異議人士辯護的基本立場就是，不問內容，祇問形式；不

管別人發表的言論是否“反動”，祇管別人的問題是否祇是言論的

問題。因此，維權律師就成了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

者，而且還是被專制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

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許以為，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無異于直接反對專

制當局，因此，風險一定是最大的。其實未必。原因很簡單。自

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異議人士的問題上，當局早就是死豬不怕開

水燙，反正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長期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的

張思之律師和莫少平律師都說：“我打的官司沒有一件是贏了的。”

這當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象青年法學家王怡指出的那樣，

律師和政府抗辯是“輸得起贏不起的”。越是有贏的可能風險越大。

就以太石村案件為例，如果雙方對簿公堂，維權律師把村官和其他

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的證據一一陳示，法官怎么能睜著眼睛說瞎

話，替腐敗的官員開脫呢？所以，政府方面祇好防患于未然，先把

你律師抓起來再說，要么就給你律師判個偽證罪。很多維權案件，

看上去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不是毫無勝算的可能（事實上也確

有少數案件獲得某種成功），但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較深厚的權

勢背景，他們就會運用各種極端卑鄙的手段對維權者下毒手，從而

使得維權者陷入極高的風險。法輪功問題是現今當局的頭號禁忌，

為法輪功辯護的風險不問可知。這就是為什么在今日中國，律師竟

成為一個危險的職業，而維權律師自身卻最缺少人權的保障。

    但與此同時，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今天，那些依然堅持維權的律

師們會成為我們時代的英雄。因為他們站在維權活動的第一線。一

方面，他們是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可歸入知識精英；另一方面，

他們和社會大眾、和所謂弱勢群體密切相聯，堪稱民眾的代言人。

他們的知識訓練，使他們很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他們的深入民

間，使他們很容易獲得普通百姓的廣泛認同。例如在臺灣，反對派

第二代的領軍人物許多是律師出身。這應該不是偶然。但那畢竟是

后來的事。在現階段，中國的維權律師的所作所為恰恰是最純粹的

人權工作。所以當局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之鎮壓，而祇能采取各種

卑鄙的手段進行迫害。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今日，中國的維權律師可

以存在但又處于高度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向維權律師致以崇高的敬意。維權律師維護的是我們每

一個人的人權，我們也必須關注和維護維權律師的人權。◆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