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地區“六四”十三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中，我引用了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幸存者埃利. 威塞爾(Elie Wiesel) 的

一段話。威塞爾說：“因為有些德國人不愿意他們的罪惡被記憶，

因此我說無論是誰忘記了那些罪惡，誰就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無

論是誰想要忘記，鼓勵別人去忘記，也都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

    威塞爾這段話無疑深刻而精辟，它對現今麻木不仁的中國無異

于一記當頭棒喝。然而，我又必須指出，嚴格說來，今天的中國其

實還沒有進入威塞爾的語境。

    威塞爾這段話是一九七四年講的，那時，第三帝國早已灰飛煙

滅，殺人元兇都受到正義的懲罰。威塞爾呼吁永不忘記，既是為了

忠於過去，也是為了忠於現在，是為了讓類似的罪行永不重演。說“永

不忘記”，“永不重演”，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該罪行已經成為過去，

所謂“成為過去”，意思是該罪行已經得到清算；縱然有時候，正

義來得太遲，兇手早已壽終正寢，從而永遠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但畢竟正義的原則已經重新確立。

     “六四”顯然還不是這樣。“六四”還沒有成為過去。直到

十三年后的今天，那個殺人政府還穩坐臺上，并且一再向世界公開

宣稱“六四”鎮壓是必要的、正確的，宣稱今后遇到類似事件還要

采取同樣的“果斷措施”；“六四”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

瞑目，他們的家人甚至還不能公開地悼念；自由斗士還身陷牢獄或

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六四”

還沒有成為過去，我們還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下，“六四”還在

繼續。“六四”之后的十三年，是持續十三年的“六四”。

     “六四”在中國還沒有成為過去。今天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還不

是單純的要麽遺忘要麽記憶的問題，而是“遺忘”與“記憶”的雙

重困境。

    我在《八九民運反思》里分析過“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政權的形像的同

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

如此成功，以至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過

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像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

民勇氣的作用( 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如果今天的

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

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

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

懼。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

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如今，我們批評某些人忘記了“六四”，不是說他們忘記了

“六四”的一切，而是說他們忘記了“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但

是他們并沒有忘記“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事實上，正因為“六四”

屠殺給他們留下了太深刻的記憶，嚇破了他們的膽，他們讓恐懼壓

倒了義憤，所以他們才有意識地“忘記”，有意識地“淡漠”，有意

識地遠離危險的政治禁區，并由於遠離危險而似乎“遠離”了恐懼。

充分意識到“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我們就該懂得，

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號，我們要避免在強化

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也強化了“六四”的威懾效應。我們必須

引導人們走出恐懼。我們必須要堅定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必勝信念，

尋找出更有實效的抗爭方式，開拓出更廣闊的自主活動空間，重新

恢復人們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六四”十三年后的中國，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當局也越

來越求助于赤裸裸的殘暴高壓維護自身統治。如果我們既不愿意一

個踐踏人性、敵視民主的政權長期存在，又不愿意爆發整體性的社

會動亂，我們就必須行動起來，為自由民主而頑強抗爭，從我開始，

從現在開始，從身邊的每一件事情開始。◆

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