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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中國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再次成為
關注國事者的一個焦點話題。一位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李昌
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里寫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話：“農村真窮，
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
毛澤東有句名言：“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思是說，由
于中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只有解決好農民的問題，才能解
決好中國的問題。
著名的農民學家、清華大學秦暉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國，
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意思是說，在當今中國，農民的問題
主要是中國的體制造成的，只有解決好中國的體制問題，才能解決
好中國的農民問題。
《北京之春》雜誌過去曾發表過不少有關中國農民問題的文
章。這一期，我們以“中國‘三農’問題”為封面標題，又登出一
組文章。其中，大陸學者于建嶸的長篇發言“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
表現、根源和對策
"，極具份量，特向讀者推薦。
于建嶸坦言，他不同意現在許多學者和專家(
包括李昌平)
有
關中國三農問題的分析和主張。因為這些解決方案，“都體現了一
個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強大的國家及既得利益集團的讓步，停
止對農民的剝奪，還利于農民”。這些方案“將農民這個社會主體
排除在外，沒有看到農民自己的力量，沒有將農民放在農村社會發
展的主導地位”。于建嶸指出，解決三農問題，“不需要救世主”，“要
靠農民自己，要讓農民自己講話”。
好一個“要讓農民自己講話”！一語破的。
道理是極其淺明的。在中國，農民是數量最大的群體，但又是
最弱的群體。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農民是一盤散沙；而導致一盤散沙
狀態的原因就在于農民沒有自己的發言權。
同樣是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
一類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們的相對集中，
離權力中心較近，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形成某種群體性的壓力，政府
則比較擔心他們“鬧事”，在損害他們利益時不能不有所忌憚。另外，
專制統治集團畢竟不能單靠自身的力量維系自己的統治，它必須籠
絡一批人，必須給一部份人以小恩小惠。長期以來，中共當局實行
犧牲農村，收買城市的政策，就因為他們吃準了農民格外缺少發出
聲音和施加壓力的手段。盡管說今天的中國，各地的農民的各種形
式的抗爭活動無日無之，但由于其分散，構不成對政權的威脅，政
府比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說到現在，中共終于也不得不注意三農
問題，那麼，正象于建嶸指出的那樣，是因為農民的抗爭太普遍太
頻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視，不敢不再重視。
一直有人說，言論自由只是知識分子的“價值偏好”，農民只
要求吃飽穿暖，對言論自由沒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除非農民獲
得發言的權利，否則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就得不到起碼的維護與保
障。
據說，中共新班子已經對三農問題表示關切，并著手調整相關
政策。這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值得警惕的。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
調整政策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如果僅僅是部份地滿足農民的具體利
益而不是讓農民獲得基本權利，那麼，三農問題的解決就被引向歧
途，再次落入歷史的誤區。
也許有人會問，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中國
的問題這麼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
我的回答是：且不說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
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
現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與生活最高目標的追
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
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
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如何解決問題”無疑比“解
決問題”更基本。人類社會永遠會有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
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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