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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七一講話，江澤民提出“與時俱進”以來，“與時俱進”
就成為中共宣傳話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新詞。
不少人以為，“與時俱進”既然與僵化、一成不變針鋒相對，
總是一件好事嘛。他們沒有考慮到，在中共那里，雖然正統教義的
具體內容常常變化，但是其強制性和絕對性卻從來是不變的；唯有
偉大領袖(
或曰“核心”)
才有權改變教義，他說怎麼變就怎麼變，
他說何時變就何時變。其他黨員必須緊跟，變早了不行，變晚了也
不行，不變不行，變得不一致也不行。這一點黨是說明了的，曰“與
黨中央保持一致”。“與時俱進”是專屬領袖的特權，一般黨員和干
部哪有“與時俱進”的資格，他們只能“與黨中央俱進”。
不難想見，如果一個黨員有自己的頭腦有自己的主見，又不肯
盲從不肯違心，那麼他在這樣的黨里是很難混下去的。正象當年蘇
聯的一則政治笑話說的，誠實、聰明和共產黨員，三者不可兼得：
如果一個人既聰明又是黨員，那麼他一定不誠實；如果一個人既誠
實又是黨員，那麼他一定不聰明；如果一個人既聰明又誠實，那麼
他一定不是黨員。
上面的笑話講的是蘇聯后期的情況，到了今天的中共，矛盾變
得更尖銳，連“聰明”這一項都盡可去掉。如今中共的所作所為，
離共產主義理念南轅北轍，離其早期理想主義相距何止十萬八千
里。就連傻瓜也不可能看不到。因此對今日中國而言，誠實和共產
黨員二者不可兼得：一個誠實的人不可能是黨員，一個黨員不可能
還誠實。
我不是說洪洞縣里無好人。中共六千萬黨員里當然有好人，或
許還有很好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們僥幸未被驅之黨外而仍在黨
內，他們就不得不給自己戴上假面，不得不過雙重生活。問題是，
一個在壞黨里的好人，如果終其一生都總是戴著假面過日子，到頭
來他還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自己歸類于好人呢？這是一個真正的哈姆
雷特的問題: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喬治.
奧威爾(《一九八四》作者)
早就發現極權主義正統教
義的多變性格。他指出這種多變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奧威爾說：
“在極權主義和過去所有正統學說之間，不論是歐洲的或東方的，
都有好幾個至為重要的不同點。最重要的不同是，過去的正統學說
并不變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變化。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決定你
該信仰什麼，但是至少它允許你從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沒有
叫你星期一信仰這個，星期二信仰那個。今天不論什麼樣的正統基
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或多或少都是這樣。
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圍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
在同一思想框架內度過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擾 。”
然而極權主義卻不同。奧威爾指出：“在極權主義方面，情況
恰恰相反。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
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
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
政治的需要。”
奧威爾說得好，對當時的正統教義口頭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
的，但要在感情上跟著轉彎子，說轉就轉，那從心理學上來說就是
不可能的。由於極權統治者翻云復雨，并強迫其信徒“和黨中央保
持一致”，這是一切憑真心真情信仰的人萬萬難以做到的。極權主
義只會使得它的信徒見風使舵，人云亦云，喪失操守，喪失原則。
結果是很清楚的。中世紀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政教合一畢
竟還可能給后人留下某種信仰、理念或道德的傳統——西方的基督
教和中國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樣傳下來的；而共產黨的“與時俱進”
的一黨專制卻只能造就出信仰、理念或道德的真空。
我當然不是反對變化，問題是必須要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象
中共這樣，一方面其正統教義不斷地“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卻又
始終禁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這就造成最惡劣的后果。那些為中共
“與時俱進”唱贊歌的人能否定我的這個論斷嗎？◆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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