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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控告李鵬行動再一次告訴我們，以法律方式追究反人道反
人權的元兇以及幫兇，不但是應當的，而且是可行的。不錯，在眼
下，我們還很難、甚至於不可能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實行公正的審
判，但至少從現在起，我們就應該從事各種準備工作。我們要發動
大家，拿起筆來，記下那些惡人惡事，記下他們的姓名、職務、單
位，記下他們的罪惡行為，包括政治迫害，經濟腐敗，也包括欺男
霸女，掠財劫物，以及縱惡行兇，草菅人命。我們應該記“變天帳”，
我們也要“秋後算帳”。
記下帳來又怎么辦?
有些現在就可以提出控告，可以在中國
告，也可以在美國告；有些現在還暫時告不成，不妨收藏起來以待
來日；有些可以印成傳單散發，還可以交給海外的報刊雜志網站電
臺公布發表。被告的姓名身分盡可能弄清楚(
有照片更好)，罪惡
事實盡可能具體確切(
有些事實一時難以確證也沒有關系，將來我
們一定會認真調查核實)。我們可以設法把這些材料送進國內，廣
為傳播，有的可以送交中共監察司法部門，送交被告本人及其所在
單位。我們要借此昭示世人: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懲罰無疑是必需的，非如此不足以在人間樹立正義。不過在另
一方面，我們也要大力提倡寬恕，我們必須給別人提供改惡從善的
機會，提供救贖的機會。這就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但要記下壞
人干下的壞事，同時也要記下他們每一次改過行為，“做好事記一
個紅點，做壞事記一個黑點”，鼓勵他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必須看到，專制統治者干壞事，一向是借助於龐大的嚴密的組
織系統，脅迫眾多的人共同參與犯罪。這種做法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由於置身於一個作為整體的鎮壓機器之中，參與者個人常常會表面
上合情合理、實際上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每個個人自身是沒有什
么選擇余地，因而也就沒有什么責任可言的。這就使得一些本來不
算壞人的人，可以在良心不受到太大折磨的情況下充當專制者的幫
兇；同時也使得那些壞人感到有恃無恐——在專制政權存在時，他
們會受到政權的保護，在專制政權垮臺後，他們又能以無名氏的身
份躲過懲罰——於是便肆無忌憚，恣意妄為。
為了消除專制者利用群體犯罪所造成的效果，我們必須采取“化
整為零”的辦法，把一個龐大的、籠統的犯罪群體還原為一個個單
獨的、具體的犯罪者個人。正如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他們之
中的每一個人，只有當他是運行中的機器的一個不被察覺的部件的
時候，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個人的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
束直接照到他的時候，他便臉色發白，他懂得他也等於零，他也能
在任何一塊果皮上滑倒。”
我們采取“記變天帳”的辦法，不僅把犯罪的責任明確到每個
個人身上，同時也是向每一個參與者指出:
即便是置身於整體的犯
罪機器之中，你們每個個人依然是可以選擇、必須選擇、而且事實
上總是在進行選擇的。勇敢的，可以公開站出來反對；不勇敢的，
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場。縱然是那些膽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極的態
度去應付鎮壓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著”和“抓不
著”之間選擇；對於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對待他們，也可以野
蠻地折磨他們，如此等等。誰說你們不能選擇呢?
我們知道，在過去，不少東德人翻越柏林墻，遭到東德士兵的
無情槍殺。德國人民采取了“記變天帳”的辦法，把那些槍殺最賣
力的東德官兵姓名公諸於眾。到後來，許多東德官兵再見到有人翻
越柏林墻時只是朝天鳴槍。“記變天帳”無疑會起到分化瓦解專制
統治集團以及對犯罪者構成巨大心理威懾的積極作用。可以相信，
如果在整個專制機器中，有越來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
抵制或消極怠工的態度，那么，這部機器的力量就越來越弱了。◆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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