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往是戴著觀念的眼鏡去觀察世界。在觀察中國問題時，最

流行的一付眼鏡是所謂經濟決定論。按照這種觀點，經濟改革必將

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

地深化經濟改革，既然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許多人

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

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

    然而我必須指出，所謂經濟決定論只是一套神話，一套危險的

神話。

    第一、由於人具有自由意志，由於人類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

賴於知識的增長，而知識的增長具有不可預見性，所以人類社會的

發展變化并不存在所謂客觀規律。任何決定論，包括經濟決定論都

是站不住腳的。

    人類社會如此複雜，以至於任何兩種因素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

性關系。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愿望

越強烈。在這里，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

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里，經

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

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

（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

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一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

系做出一種趨勢性的分析。

    第二、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

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

增長，但是它并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

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并不必須以

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

    第三、臺灣經驗未必適用於大陸，因為共產黨不是國民黨。國

民黨從一開始就承認了憲政民主原則，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

政三段論，把一黨專政視為階段性措施。蔣介石在臺灣堅持威權統

治，也是把它當作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那里，要求

實行憲政民主的聲音總是正當的，合法的；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內

外環境的安定，國民黨就越是無法抵制要求回歸憲政的呼聲。共產

黨卻不同。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一黨

專政看作天經地義。直到今天，它還一再宣稱反對“西方式民主”，

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

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

    第四、“六四”后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

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計劃經濟

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

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

的要求。然而在“六四”和“蘇東波”之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

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

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后，經

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藉口。

    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后的經濟改革

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

者們越不愿、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

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

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愿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

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

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

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

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由此觀之，在今日中國，經濟改革并不會導致政治改革。在今

日中國，與其說經濟的增長，不如說經濟的危機，更可能成為政治

改革的驅動力。

    講到經濟決定論，不能不聯想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本身

就是一種經濟決定論。我們可以說，現今流行的經濟決定論是馬克

思主義的翻版，只不過結論正好相反。這兩種經濟決定論之間的分

歧，在理論方面不如在心理方面那么大。馬克思主義利用它的經濟

決定論作為一種鼓動人們進行政治斗爭的方法，相信歷史必然性就

是要人們相信起來進行斗爭的必要性。現今流行的經濟決定論卻相

反，它否認政治斗爭的必要性，讓人們用等待代替抗爭。必須指出

的是，中共專制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有太多

的人迷信這套經濟決定論。他們總是一廂情愿地以為，只要幫助中

國推動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也就是幫助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殊不

知到頭來他們只是幫助了一個專制強權的興起，使中國更遠離民主

的目標。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再不能讓這套經濟決定論自欺

欺人。◆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