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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已經正式亮出自己的旗號，形成了
一種可觀的思想力量。然而在中國，自由主義也引起不少爭議。批
評者質疑作為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否有生長的基礎，中國
的自由主義是否有內在的資源與動力。學界有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
派之爭；還有人提出社會民主主義，以與自由主義相區別。另外則
有一批經濟學家，主張在現階段限制個人權利，在威權統治的主導
下進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此主張也有人稱為新自由主義。我以為
在考察這些問題時，有必要追溯我們這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
程。
余杰在“盧躍剛的恐懼”一文里寫道：“盧躍剛（報告文學《大
國寡民》作者——引者注）曾經對我說，他不怕‘屢戰屢敗’的結
果而堅持‘屢敗屢戰’，并非認為自己有著‘無冕之王’的桂冠、
有著‘青天大老爺’的權力，而是源于內心深處的恐懼。他說：‘今
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幫助這些
長期被嚴重忽視、被欺辱、沒有能力主張自己權利的弱勢群體，改
變他們的命運，才改變我們的命運，這個動機遠遠大于對抽象理念
的追求。’我能夠感受到盧躍剛所說的‘恐懼’，雖然他是一位我們
這個時代罕見的‘俠之大者’，但他依然無法逃脫這種無所不在的
恐懼的支配。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堅定的價值立場，并不是來自
于勇敢無畏，而是來自于恐懼。”
余杰談到恐懼，談到來自恐懼的精神力量和價值立場。這和一
位美國學者的觀點頗有相通之處。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茱迪.
史珂
拉（Judith
N.Shklar）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恐懼的自由主義”。
這種自由主義不同于基于自然權利的洛克式自由主義，也不同于基
于自我發展的密爾式自由主義。史珂拉式的自由主義是恐懼的自由
主義。她的自由主義理念首先來自對政治迫害的恐懼，由此引出對
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的堅定立場。這種自由主義不
依賴于某種形而上學的概念（如天賦人權概念），也不依賴于某種
廣泛的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道德理論）。這種自由主義主張寬容，
鼓勵多元主義，而支持這兩者的認識論基礎是懷疑論。
誠然，史珂拉的自由主義沒有提供最大之善，但是它堅稱殘酷
行為——引起恐懼的殘酷行為——是最大之惡。它認為政府是殘酷
行為的最大執行者，它對貧者弱者和持異議者尤為關注，因為他們
最容易遭受政府殘酷行為之害。這種自由主義并不要求政府是軟
弱的，它要求政府是有限的。史珂拉寫過一本論述人性諸惡的書
（《Ordinary
Vices》），其中把殘酷列為諸惡之首。
我在《中國民運反思》（1992
年）一書的序言里，回顧我自己
的心路歷程，和史珂拉的觀點倒有些不謀而和。我寫道，在我形成
自由主義信念的思想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重要：一個是我對社
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首先是對政治迫害的強烈反感；一個是
我對于人類理性知識的某種懷疑精神。我強調，我的自由主義信念
并非直接來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論，因為中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
的文化傳統，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那
里獲得這一精神資源。我們的自由觀念是產生于我們自己的經驗，
產生于我們自己對自身經驗的思考。我想，這恐怕是當代中國自由
主義者的共同歷程。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著深厚的自發性和內生性。
新左派也好，社會民主主義也好，只要他們都對殘酷的政治迫害懷
有強烈的恐懼，從而把保護個人權利與限制政府權力置于首位，他
們就不是在自由主義之外，就不是和自由主義相區別；因為正是自
由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價值平臺。反之，那些對殘酷的政治迫
害現象無動于衷，從不挺身抗議的人，不論他們怎樣自我標榜關懷
大眾，或者也以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自居，實際上他們都絕非自由
主義。毫無疑問，那些對政治迫害不感到恐懼和憤慨的人在人性上
是被扭曲的。◆
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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