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彼得不是故意要杀害黑人格利。这是检控方和辩护律师的共识。争议在于，辩护律师认为此案是意外，不是犯罪。检控方则认为，格利之死不是意外，而是梁彼得一个接一个的鲁莽行为所致。所谓二级误杀罪，就是指一个人鲁莽地造成他人死亡。

如前所言，过去10年来，纽约市发生过几十起上百起警察致死枪击案，没有一个警察被判罪。为什么这些警察开枪都定性为意外、而没有被定为犯罪呢？

简单来说，事情是这样的。

在美国，一方面，法律严格禁止警察随便开枪；另一方面，由于警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法律又同意，在危急情况下，警察可以开枪。在这里，法律只能给出原则性的规定，具体情况千差万别，那又离不开执勤警察自己的主观判断。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执勤的警察自己认为遭遇到了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开了枪，但实际上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可是枪已经开了，而且造成了无辜者的伤亡。

在先前那些枪击案中，那些白人警察无一例外都提出，当时的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遭遇到严重的危险，因此相信自己应该开枪。陪审员则接受了他们的说法，设身处地，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警察确实有理由那么想那么做，因此承认是意外而不是犯罪。

有一个案子和梁彼得的案子很相似。2004年1月24日凌晨1点， 警官内里（Neri） 和他的搭档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坦文森（ Bedford-Stuyvesant）一带的一所房顶巡逻 。当内里正拿着枪进入楼顶的一道门检查楼道时，突然有人开门出来，内里开枪射去，把人给打死了。被打死的人叫史坦斯波利（Stansbury），是该楼的住户，当时手无寸铁。事后，内里说他当时认为他遭遇到巨大的危险，因此开了枪。这种说法看来也有道理。内里巡逻的地段本来就是高危地段，又是半夜1点钟的楼顶，通常人们会想，除了图谋不轨的歹徒，一般人谁会在这时到楼顶上来呢。最后，大陪审团裁定这次枪击事件为意外。

回到梁彼得的案子上来。那天，梁彼得和搭档在布鲁克林的粉红屋做垂直巡逻。纽约州退伍警察协会会长、朱利安尼时期纽约市警探长特兰楼（Lou Telano）说，粉红屋是全纽约罪案最多的政府楼之一，垂直巡逻又是最危险的巡逻项目之一。粉红屋是8层楼房，有电梯间，电梯间的旁边是楼梯间。因为有电梯，所以平常很少有人用楼梯，下面几层还有人用，越到上层用的人越少。因为楼梯间这种相对封闭而且又很少有人用，所以常常成为不法行为的场所，也因此而常常是一栋楼屋中最危险的场所，尤其是高层的楼梯间。梁彼得和搭档要进入的是最高层8楼的楼梯间，时间是夜里11点，刚好楼梯间的灯泡坏了，从楼梯间的门上的窗户向里看去一片漆黑，按说在这时的8楼楼梯间，正常人是不会出现的。当梁彼得顶开门进入楼梯间时，突然听到声响，紧接着，枪响了。

按理说，如果梁彼得象内里那样，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自己主观上认为自己遭遇到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开了枪，恐怕很多人都会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梁彼得开枪的理由看上去比内里的理由还要强一点，至少不比内里的理由弱。如果梁彼得以及他的辩护律师用这种方式替自己辩护，陪审团的结论很可能会不一样。

可是，梁彼得和他的律师偏偏不是这样辩护的。梁彼得说他不是感到危险而开枪。梁彼得说他没有开枪，也不曾打算开枪，只是听到声响受惊，无意中触动了扳机走火。然而检察官指出，按照规定，除非遇到危险打算射击，否则警察必须把手指放在扳机保护环外边，不可以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再说，警察用的手枪是经过改制的，必须用劲才能扣动，不可能随便一碰就走火的。检察官还把那只枪给陪审员试，果然不用一把劲扣不动。于是，陪审员们就认定，梁彼得的所谓“受惊走火论”是撒谎，不成立。事后，69岁的10号陪审员说，陪审团讨论的焦点是梁彼得的手指是不是在扳机上。9号陪审员说：我相信他做错一件事，就是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著名的华人侦探李昌钰在接受采访时说：梁彼得的案子，“辩护的方向是错的”。辩护律师没能就“为什么开枪”这一核心问题做好辩护。李昌钰说，梁彼得“没有找到最好的律师和专家”。他的辩护律师没有做好工作，在法庭上说梁彼得撞开门进入楼梯间时。掏枪在手，因手滑导致走火，没有开枪，但陪审团绝对不相信。李昌钰说：“辩护的重点不应该在有没有开枪，而是为什么开枪，很可惜辩护的方向错了。”

我觉得李昌钰说得很有道理，我也觉得手滑走火的说法不可信。梁彼得的判决确实有问题，但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不是陪审团制度和美国的司法体系的问题，而是当事人的问题，是律师的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