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著名作家章诒和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披露黄苗子密告聂绀弩导致后者罹祸以及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告密的往事，在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严肃而热烈的讨论。

众所周知，在极权社会里，告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对于告密这一现象的分析与批评，人们已经发表过很多精辟的见解，兹不重复。这里我只提一点。我要说的是，在那时候，告密不叫告密。这是那时候告密能够风行的原因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讲过：“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说法。”

人真是语词的动物，很多坏事，只要顶上一个好名字就可以畅通无阻。我们思考任何事物、任何行为时，我们常常不是在思考那个事物或那个行为本身，我们只是在思考它们的名字；或者说，我们总是借助于语词进行思考。这就意味著，对于同样一件事物或同样一种行为，我们给它安上什么名称，那会对我们的思考产生莫大的影响。不同的名称暗含着不同的价值倾向或感情色彩，因此之故，当人们采用某一套语词而不采用另一套语词进行思考时，其最终结论往往在一开始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就拿杀皇帝这同一件事来说吧，如果你把它叫“弑君”，那自然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你把它叫“誅一夫”，那又是天经地义了。一说告密，大家都觉得很不齿，很卑劣，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但一说检举、揭发、帮助、教育、监督、挽救，改造，一说向党交心、对党忠诚老实、向组织反映情况，大义灭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江山，那又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这就叫语词的魔障。

应当看到，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把当年的那些暗中向党组织反映别人不好的言行的行为叫做告密，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和我们对事情的价值评判发生重大改变分不开的。在当年，我们认为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在当年，我们认为某人的某些私密的言行是错误的、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信息向党汇报。现在，我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变了，对那些所谓错误言行的看法也变了，所以我们不再向党组织告发，并且对这种秘密告发的行为嗤之以鼻。但问题是，假如你真心地认同现在的政府或某个组织，假如你真心地认为某人的某些私密的言行是错误的有害的，你该不该去向这个政府这个组织报告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当你发现有人在秘密策划恐怖袭击时，难道也不该向政府报告吗？

这就要求我们区分权力与自由，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言论与行为，给个人私密空间划出界限，等等。这不只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另外，我们也需要学会用中性的词汇去描述事情以及对之分析和思考。这有助于我们克服语词的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