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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势者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掠夺。这样的改革越深 入，权势者们越不愿、也越不敢再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畸形改革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中产阶级 成员，即便他们不属于分赃集团，即便他们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愿望，但是由于他们清楚地 意识到目前整个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经济利益又和这种不公正的经 济秩序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他们担心政治的变革会引发经济清算，从而导致现有经济秩序的 混乱乃至瓦解，进而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对政治改革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欲迎又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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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胡平 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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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在民主化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理论仍然是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正相关性，民主和民主化更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很多西方学者用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他们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拥有了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必然会要求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就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中产阶级也有了显著的壮大，但是在中国，却并没有出现强大的民主化运动，也没有出现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相反，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专制政权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拥有了可观的经济实力，但是在政治上却依然软弱，并没有表现出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强烈意愿。于是，很多坚持民主的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就转而接受了中国特殊论或曰中国国情论，接受了所谓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适于中国的说法。 我当然不赞同上述观点。首先，我认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缺陷。在《论言论自由》（1979年）一文里我就以民主的印度和纳粹德国为例，说明穷国也可以建立民主而富国也可以很专制。在1980年北大竞选运动中，我在谈到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时，特地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那就是，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政治不民主的因素。36年过去了，这话不幸而言中。 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的前提。这套理论显然不适合于共产国家。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没有依赖这样的前提，尤其是蒙古。当年的蒙古既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没有多少中产阶级，可是说转型也就转型了。 在共产国家，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当然也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这和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说的很不一样。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确实也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但那是依循另一套逻辑。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计划经济重建市场经济，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这就在意识形态上颠覆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强化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共产党是靠打倒私有制、打倒资本主义起家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中共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著。绝大部分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中共官员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也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 可是到了“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六四”和“苏东波”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的统治沦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少了意识形态的包装，同时也少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它可以在表面上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在实际上大量地引进资本主义。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共干部中就流行这样一段顺口溜——“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是邓小平派。”尽管说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就被世人看穿，照理说，这套谎言就应该不再具有欺骗的效力，但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原因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态。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极权制度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谎言、要么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因为“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至此，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只剩下了犬儒主义。 另外，由于缺少公众监督和民主参与，“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势者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掠夺。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们越不愿、也越不敢再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畸形改革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即便他们不属于分赃集团，即便他们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愿望，但是由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整个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经济利益又和这种不公正的经济秩序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他们担心政治的变革会引发经济清算，从而导致现有经济秩序的混乱乃至瓦解，进而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对政治改革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欲迎又拒。六四前，中共说民主会导致动乱，谁都不信；现在很多人信了。由此观之，在今日中国，经济改革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在今日中国，与其说经济的增长，不如说经济的危机，更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异议人士总是对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特别感兴趣。 综上所述，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那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国情或独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就不具有普适性。在中国独特的外貌背后，依然是普世价值，依然是普遍的人性。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93期 2016年9月30日—10月13日 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u-ping-wei-shi-yao-min-zhu-de-xian-dai-hua-li-lun-bu-gua-yong-y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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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10/16/16 0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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