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中国天机》也是一部个人历史，一部精神自传。读《中国天机》，我们可以发现，从少年到老年，王蒙从愤青变成犬儒。

王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比方说，他一方面用相当苛刻的道德标准去严厉地批判“旧社会”，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他又用最大的同情与体谅去为共产党的滔天罪错作辩护打圆场。

今年3月，王蒙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为中共拒绝民主竞选，政党轮替做辩护，为臭名昭著的“政治协商”做辩护。

王蒙说：“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和为贵，是和而不同，是阴阳五行的互补与相异相生。我们往往不认为遇到分歧就按票数对决或更换执政集团是最好的选择。”立即有网友跟贴指出，王蒙是在偷换概念，蒙谁呢？现在是“一遇分歧”就要求换的吗？是共产党掌权60多年来根本就没有解决分歧的公平机制，根本就不允许人民选择。要说“我们不认为遇到分歧就更换执政集团是最好的选择”，那当年为什么跟蒋介石国民党就有那么点分歧，就把人家给换了呢？人家执政才多少年？

王蒙是个明白人。他何尝不知道共产党的改革不是改别的，就是改掉共产党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些东西，恢复被共产党革命打倒的那些东西。王蒙在他的书里也引用了那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证明此言不虚，王蒙紧接着还提到“一位很有身份的戏曲艺术家，是周总理的座上客”，“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联与剧协的委员理事”，“还当过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几乎当了领导干部。到了21世纪，听了半天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说法，她费了老大劲，最后说：‘我明白了，还是与解放前一样’”。

中共建政60余年，在经济领域，前30年和后30年截然相反，构成强烈对比。无论你从什么标准出发，你都不能不得出否定当今中共专制的结论。这一点当局做贼心虚，自己比谁都明白，所以当局才强词夺理，硬是宣布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一致的，决不能互相否定。

王蒙这部《中国天机》既写了前30年也写了后30年，因此他也不得不面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前后矛盾，那么，王蒙是怎样回避其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逻辑结论呢？

除了照搬中宣部那套强词夺理外，王蒙的辩护策略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实行双重标准，采用两种语言。讲到前30年，王蒙用的是一套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语言，强调的是动机的伟大崇高，强调的是历史的必然性，从而掩盖了淡化了亿万人的深重苦难，开脱了当事者的滔天罪责。讲到后30年，王蒙又改用庸俗的笔调，强调的是物质；不谈历史的必然性了，改谈可能性，警告读者，中国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任何旨在结束共产党专制的努力都会导致天下大乱，从而默许了高压维稳下的种种罪恶。

更重要的是，《中国天机》回避了八九，回避了六四，这样，作者也就回避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共产党统治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问题。既然改革就是对革命的否定，那么，当年那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天翻地覆的共产革命又是何苦来哉？共产党如何面对被革命夺去生命的千千万万冤魂？共产党怎么还好意思依然叫共产党，依然高坐台上垄断权力，继续坚持鬼都不信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怎么还好意思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大开杀戒？怎么还好意思在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属于人民的财产？这不只是公然的残暴，而且是公然的无耻。一个人要无耻到什么地步，才能够自觉自愿地跳出来维护这样无耻的政权？

是的，王蒙本人并非恶人。如他自己所说，王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但问题是，当王蒙宣称中国不能用文质彬彬来统治而只能用粗野来统治时，他就把自己的良心出卖给了魔鬼。因为在这里，王蒙甚至没有给他认可的粗野统治划出一条底线，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统治者践踏了跨越了这条底线就决不再认可。这不是把良心出卖给魔鬼又是什么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