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言词含混，态度暧昧的社评，题目是“自由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潮”。

一方面，社评承认，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社会蔓延，自由主义向中国社会的草根渗透已经成为可能，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中国拒绝自由主义已无可能。

另一方面，这篇社评又宣称，自由主义在其蔓延最广的中产阶层那里更多的只是生活观念和社会改革愿望，他们对政治上改天换地的鼓吹怀有警惕，只有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才主张把它变成一种政治选择，而他们的这种主张由于不接地气，因此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自由主义必将在中国被改造。

社评最后发出警告：“我们切不可以为发展已经够了，今后需要动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余下的问题。那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空转的路上，我们将在所谓‘世界大潮’中随波逐流。”

《环球时报》社评竭力把自由主义非政治化。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学说。道理很简单，既然自由主义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个人自由，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总是来自政府；其他方面对个人自由也可能造成威胁，例如强势的舆论和传统的习俗，但是它们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力度远远不能和政府相比。

自由主义并不否定政府的存在，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深知，如果没有政府，就无法防止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与相互伤害。人们成立政府，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但是这个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由于它垄断了合法的暴力，反过来又可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自由主义主张，在政府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即个人的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严复把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的名著《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就点出了自由主义的精髓。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划出一条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政府可以管应该管必须管；在界线的那一边，政府不必管不应该管不可以管。

美国政治学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说得好：这并不是一条在历史上永久的或不能变更的界线。重要的不是在何处划分这一界线，而是划分界线本身，而且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得忽视或者遗忘这一点。

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里反复论证从而指出，言论自由应该是底线。无论你把政府权力的领域划多大，也无论你把个人自由的领域划多小，你总不能把言论划出个人自由之外而划到政府权力之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政府不得侵犯人们的言论自由；在言论这一领域，政府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管不可以管的。

《环球时报》社评说，自由主义的兴起说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不仅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思想之门，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我以为这话正好说反了。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原因。此其一。

其次，《环球时报》社评还说，改革开放孕育并兼容了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也必将在中国被改造，甚至从长远看它未必就永远是“思想舶来品”，它将逐渐获得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特色。我以为这话也说的不对。因为这话的言外之意是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还是“思想舶来品”，还缺少“土生土长”的中国性。

以上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我准备在下一讲再谈谈我的看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