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的刘剑梅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毛泽东不高兴”。作者感慨道：“中国女性地位比建国初期下降“。

作者说：“毛泽东时代的破四旧太激烈，把传统中一些有价值的文化也破坏了，这是事实，但同时它也去掉了一些封建糟粕，如迷信、男权的大家长制等，这也是事实。我一直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最大好处，就是女性解放，女性成了‘半边天’，女人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把‘三从四德’‘三妻四妾’等垃圾铲除了，这对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中国女性其实是福音。”

可问题是，今日中国，先前被打倒的传统封建思想又复活了。在作者看来，“最糟糕的是传统男权主义的回流”。例如，满世界的二奶，小三，已经多到令人见怪不怪，还有，女性一过30岁还嫁不出去就被讥讽为“剩女”，等等等等。前后对比如此强烈，倘若毛泽东死后复活，目睹今日中国女性地位之低落，一定会不高兴。

刘剑梅说中国革命带来了女性解放。从上下文看，作者说的中国革命，应该是指共产党革命。其实，中国的女性解放并不是从共产党，从毛泽东的破四旧开始的。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民国时期更有了显著的进展。另外，说共产党革命才带来了女性解放也是大可商榷的。台湾就是反证。台湾没经历过共产党革命，没经历过破四旧运动，可是台湾的女性早已获得解放，台湾女性的地位远远高于今日大陆。去年三八妇女节，马英九总统发表文章祝贺，其中提到，按照联合国妇女发展指数和性别权力测度，在全球160多个国家中，台湾位于前列，分别排名第20位和第22位。按照性别平等指数，台湾更是名列第4，仅次于荷兰丹麦瑞典。

不错，毛泽东确实大力推行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但是，毛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至少有两大弊端：一是抹煞两性差异，二是靠专制权力强制实行。

刘剑梅讲到电影《李双双》，说李双双不怕“夫权”，敢于争取在家庭中和在社会中的平等权利，不愧是社会主义时期女性主义的代表。“有封建男权意识的丈夫喜旺和她‘斗’，故意跑到城里干活，想杀一杀她的锐气。可是，革命时期的婚姻是有党管着的，喜旺绝对没有胆量去触犯‘生活作风问题’来报复她”。

我要指出的是，正因为李双双的自主性不是靠公平的法律，而是靠党的意志来保障的，因此一旦党的意志变了，她的“自主性”也就岌岌可危了。更何况在毛时代，人们的恋爱和婚姻都被党关着，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作者不应该一无所知，怎么还能对这一套表示肯定呢？

中共建政60余年，后30年和前30年有很大不同，在不少方面甚至截然相反。于是，有些人在对后30年的某些现实深感不满的同时，不免对前30年大加赞颂。殊不知后30年出现的种种弊端，恰恰就是前30年做法的物极必反，以及专制权力的翻云覆雨。正确的态度既不是用后30年批判前30年，更不是用前30年批判后30年，而是对贯穿前后这60年的专制权力进行整体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