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要了解中国的改革，不可不读秦晖。
秦晖是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二十年来，他对中国对改革问题写下了大量的文字。
今年三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秦晖一本文集《共同的底线》。书是新书，文却是旧文，是作者十年前的旧文。但这些旧文至今并未失去现实意义，这是作者的光荣，时代的不幸。
《共同的底线》一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二十位法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的专家教授在人民大学举行了一场这本书的座谈会。另外，今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包括秦晖在内的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会后有28位学者达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
当今中国，思想界相当活跃，各种主义或主张纷纷登场。早在1995年，旅居海外的学者陈奎德先生就撰文“迎接‘新诸子时代’”，一口气列出了14个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派、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第三条道路、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新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毛主义、反西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等等。18年后的今天，上述各种思潮大抵依然存在并且活跃，也有几个沉寂下去了，又有几个新的思潮冒出头来。
单从表面上看，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活跃简直可以和五四时代相媲美；但略微深入一步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这中间总有什么地方不对。五四时代的思潮蜂起，好歹是发生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大背景之下，尽管那时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还很不坚固很不牢靠。如今的中国，貌似百家争鸣，其实缺少更基本的东西，缺少各种思潮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基础，即缺少言论自由学术自由。
不错，当今中国思想界，分化严重，分裂严重。不过，秦晖提出“共同的底线”，意思倒不是在各种思潮之中寻找共同点。秦晖申明：“‘共同的底线’绝不是中间道路，也不是第三条道路，甚至不是折中。”秦晖说：“我不是说我反对折中，假如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的正常社会，也许我会持一种有原则、有逻辑的折中立场。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折中自由和福利的问题，而是这两者都赖以成立的基础不存在的问题。”
那么，什么叫共同的底线呢？秦晖解释说：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益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责权对应的民主体系，而这就是现在左右派都应该持守的共同底线。秦晖指出：从逻辑上讲，共同底线并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如果你有了它，你才可以谈论现在意义上的左派或者右派。假如没有它，我劝你都少谈，你既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什么右派。你无非就是法西斯而已，左就是波尔布特，右就是希特勒。
我高度认同共同底线。早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百多年，为什么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还要从零开始？假如我们的前人当年就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最简单、最根本、最起码的原则，从而奠定一块坚实的地基，让一切后来者有一方稳定的立足之地，今天的中国何以至此？在《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命运》一文里，我也提到过底线的意义，把言论自由当作底线或基石。中共领导人喜欢说建立高度民主。我说先不要谈高度吧，我们现在要的是低度，最低度。
共同底线是应然的还是实然的？秦晖回答说，当然是应然的。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才需要讲，如果已经有了倒不需要讲了。
经济学家华生对此提出异议。华生说，你们要的自由实际上很多人都开始增加了，而且很多人是增加了很多。这显然是对自由概念的误解。风筝飞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也是自由的。自由是个质的问题而不是个量的问题。
华生还说，例如新闻出版自由，当政者可能会说这个最不能给，因为一给，就给你们反对的寡头主义民粹主义打开大门，就天下大乱了，就一片大地杀得干干净净了。
华生这种危言耸听我们并不陌生。当年毛泽东就说过，如果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让地富反坏一起出来，那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这种说法引出什么后果，我们都领教过了。讽刺的是，当政者总是拿一实行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这种话来吓唬我们，而他们用来吓唬我们的东西却居然前后大不相同，彼此矛盾。
然而，我们也不应把这类说法仅仅当作危言耸听。它还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确立共同的底线绝非不合时宜，而是迫切的必要。借用秦晖的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