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占中行动已经进入第44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占中行动感到不满并发出怨言的民众逐渐增多。占中行动发起人戴耀庭也指出：占领愈久愈不合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不少占中者誓言：“香港一日不实行真普选，我们就一日不放弃占中。”

这话听上去很英勇，很理直气壮。然而我们知道，占中意味着妨碍公共交通，干扰市民日常生活，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香港一日不实行真普选，我们就一日不放弃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

——还感觉那么英勇，还那么理直气壮吗？

问题就在这里。占中行动不同于一般的和平集会。我们知道，一般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样，属于基本人权，其特点之一就是，当人们在实行集会自由时，并不会妨害别人的自由，并不会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

占中行动则不同。占中行动不属于一般集会自由而属于公民抗命，而且属于间接的公民抗命。

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分析，公民抗命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公民抗命，另一种是间接的公民抗命。

所谓直接的公民抗命，就是抗争者直接违反他们要抗议的法规。例如，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故意进入被种族隔离法禁止他们进入的某些场所（如公共图书馆，餐厅），以彰显种族隔离法的不公义。简言之，直接的公民抗命是用违反A的方式表达反对A。

所谓间接的公民抗命则是用违反A的方式表达反对B。例如这次香港的占中运动，抗争者故意违反交通法规，占领一些交通要道，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反对交通法规本身，更不是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只是借助于违反交通法规从而干扰市民日常生活这种方式，以期唤起社会对北京假普选方案的不公义的广泛关注；也就是用违反A的方式表达反对B。

就效果而论，直接的公民抗命和间接的公民抗命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同：

1，直接的公民抗命，由于其手段和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它能使得舆论关注的焦点始终对准抗议者的目的本身。

例如，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中，抗议者抗争的手段是违反种族隔离法，而他们抗争的目的也就是反对种族隔离法。在这种抗争中，舆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种族隔离法本身，是种族隔离法公义不公义，当存留还是当废除。

间接的公民抗命则不同。间接的公民抗命，其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因此搞不好，它很容易使舆论关注的焦点从目的转移到手段，那就很可能对运动造成损害。

例如这次香港的占中运动，抗议者抗争的手段是违反交通法规，但他们抗争的目的却并不是反对交通法规，他们抗争的目的是反对假普选方案，实行真普选。在这种抗争中，舆论关注的焦点很可能被转移，尤其是时间拖久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就更容易被转移，手段被当成了目的，而目的本身却被忽视。

就像现在，舆论更关注的是占中问题，而不再是普选问题。现在，港人之间分歧和争议，其焦点已经不再是支持真普选还是反对真普选，而变成了支持占中还是反对占中。显然，这对于抗议者一方是很不利的。

2，直接的公民抗命，因为它违反的法律就是它反对的法律，就是它力图废除的法律，因此，一旦运动取得成功，恶法被宣布废除，抗议者的刑事责任也就得以免除。例如当年参加反对种族隔离法的那些黑人，随着种族隔离法被废除，他们也就都免于刑罚，获得了自由。

间接的公民抗命则不然。就像这次占中行动，就算到后来大获全胜，北京的假普选方案也撤销了，梁振英也下台了，但是参加抗命行动的人既然违反的是交通法规，而交通法规本身并没有错，并没有废除，因此他们还是要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

3，更重要的是，直接的公民抗命不会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例如当年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当一些黑人故意进入按种族隔离法禁止他们进入的图书馆或餐厅时，他们并没有妨碍白人进入图书馆或餐厅。间接的公民抗命则不然。间接的公民抗命很可能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就像这次占中行动，它就是妨碍了一般市民的正常生活，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因此，结论很清楚。如果是直接的公民抗命，你不妨长期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因为那至少不会对你的抗争，对你的目的带来多少副作用。间接的公民抗命却不同。间接的公民抗命包含着一定的副作用，因此它应该适可而止，不应该长期持续，拖的时间越长，副作用越大，到头来很可能超过它的正作用。简言之，间接的公民抗命，其正当性或曰合理性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我们不能不看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