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走了。这十二年来，老陈一直在和病魔抗争。当他过世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并不感到意外，但不能不感到沉痛。按说老陈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但朋友们总是希望他能活得更长些。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去年“六四”，老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读到后赶快写了篇书评，随后又和朋友们一道组织了一场老陈回忆录的座谈会。这些老陈都看到了，来电话说很高兴。记得十年前，杨小凯病故，我代表《北京之春》给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发去一封慰问信，其中表达了我们的后悔，后悔没有在小凯活着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是何等的的敬重，何等的钦佩。令人略感慰藉的是，这一次，我们总算在老陈生前就向他表达了我们对他真挚的友谊和崇高的敬意。

老陈这一生，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我认识不少和老陈差不多年纪的人物，二十上下就暂露头角。他们有胆有识，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但也做出过一般人做不出的业迹，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现过自己的风姿。然而等人到中年，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或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把世事看得淡了，不再有当年的激情，甚而老气横秋，对年轻后生的奋进也抱着过来人的心态冷眼旁观，不以为然。有些人虽然还不甘放弃，但却又固步自封，学不进新东西，登不上新台阶，成为过去时代的化石。他们在青年时代曾经光彩夺目，鹤立鸡群，可等进入壮年后却“泯然众人矣”。

相比之下，你不能不佩服老陈。在那一代人中，象老陈这样，历经坎坷而不减锐气，善于学习，保持开放的心态，敢于探索，具有创新的精神，终于做成了一番大事业。实在太难得、太可贵。

我第一次知道老陈其人其事，是从民主墙的朋友，民刊《沃土》的同仁彭忆东那里听来的。老陈和彭忆东是老交情，他的回忆录里几次提到彭忆东。我第一次老陈相见，是在1986年秋天。那时，老陈的体改所和美国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合作，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酒会。我应邀出席。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陈子明，以及刚出狱不久的任畹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老陈对民主墙人士、对民运人士的态度。

现在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把老陈当年参加八九民运说成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在当年，我和老陈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与不同的参与方式，但以我当时对老陈的了解，我认为在基本价值理念上，老陈和我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他后来义无返顾地投身八九民运，我丝毫不感意外，而认为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六四”后，老陈流亡海外。他不但和严家祺、吾尔开希、万润南等“六四”流亡者一道，创建了民主中国阵线，而且还联络一大批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生，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多年来，在海外先先后后成立了很多组织和机构，其中能长期保持活力和影响力的屈指可数，老陈创办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无疑要算其中之一。这再度表明了老陈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活动能力。虽然到后期，老陈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实际参与不多，但当初如果没有老陈，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当然，老陈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49年后中国第一个思想库，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理念上和政策上的指引。这在国际共产国家中都是没有先例的。

老陈来到海外后，我和他有很多交往。尤其是有段时期老陈住在纽约，我们的接触更频繁。不论是作为事业上的同道，还是作为生活中的朋友，我对老陈都非常尊重非常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