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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一响，变偷为抢。”92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 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 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 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 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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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歧路 胡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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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去整整25年了。直到25年后的今天，北京仍然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25年来，除开异议群体，大部分人在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时都避开“六四”这个话题。日积月累，中国国内生产出一套套关于当代中国的论述，在其中，“六四”要么略去不提，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六四”没有什么重要性，似乎不谈“六四”也可以谈当代中国。其中，尤以经济学界为最。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国经济改革，自1978年开始，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六四”之后固然有过一段短暂的停顿，但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启动，于是改革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线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关于共产国家搞改革，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后半句则另人深思：为什么那些主动进行改革的共产国家非但没有延长其寿命，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呢？
大致上讲有两条原因，一条是一般性的，一条是特殊性的。
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容忍，他们就越是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的时候。
特殊性原因在于，共产党国家搞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其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执政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
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执政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著。那些正直的共产党人，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于是就加速了共产专制的败亡。
在解释东欧社会主义为何失败的一篇文章里，意大利学者阿尔曼多•皮塔西奥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很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了。这样，即便他们不肯主动改旗易帜，那么至少，当其面对成千上万民众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和平抗争，正如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所说，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扣动手中的扳机。
八十年代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明眼人已经看出这场改革的趋向就是改掉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包括党内一大批改革派或曰温和派，当他们积极拥护这场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观念。与此同时，党内保守派即强硬派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也并非质疑其经济绩效，而是担心其引出的政治后果。当他们目睹南海边的小渔村几年之间变成繁华的大都市，他们质疑的是：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在这一质疑背后的忧虑是：如果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搞起了资本主义，那怎么还能否保住一党专政地位？
八九民运的爆发，导致了执政党内部空前的大分裂。邓小平动用武力残酷地镇压下民运。邓小平一再坚称，这是反革命暴乱，其目的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平息暴乱乃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出于刚刚镇压下八九民运的惊魂未定，又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北京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
这应该是很合乎逻辑的。既然先前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起到了瓦解社会主义信念，从而瓦解共产党一党专政、助长民主运动的作用，那么，为了保卫政权，就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大声疾呼经济改革。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很值得分析。我们都还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提供根据，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体制内外的自由化力量遭受沉重打击，短期内不可能再聚集起有效的反抗。现在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因此还总是有点遮遮掩掩，三心二意；现在倒用不着了，现在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放心大胆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远比先前更为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其瓦解社会主义信念，助长民主力量从而危及统治。如今，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就这样，中共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它既逃过了“改革找死”的雷区，又避开了“不改革等死”的陷阱。
“枪声一响，变偷为抢。”92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于是，最吊诡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全做了。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恶劣的，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公产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公平，能为大家接受；但这种做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渡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它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则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
不难看出，在促成中国改革华丽转身的过程中，“六四”是关键。除非我们深入地探究“六四”，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也无法理解这一转变的性质，因此也无法正确地判断以如此方式崛起的中国，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
这些年来，以“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为主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当我们检视这如山的著述时，不妨先看看它们是否讲到了“六四”，是否对“六四”的影响或意义做出过认真的分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些著述不可能是正确的，它们注定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
（注：作者胡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80年代初硕士毕业，曾发表长文《论言论自由》，现为《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居美国纽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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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1/0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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