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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4日，當代中國最具有世界聲譽的新聞記者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運牽動海內外衆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訊新聞網和中國研究院聯合舉行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德國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紛紛發言。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這些發言，除個別人士未能聯絡到外，都經過了本人審訂。現全文刊載如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自從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個70歲的老太太，一個女性，一個記者，在“六四”之後二十來年三次入獄，我想這個在中國都是絕無僅有的。我認識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棟，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認識了。2006年她到美國來開會，還寫過一本書《我的六四》，我寫了個書評，也算是對她有相當的了解吧。
胡平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須有，因為我們在海外都很清楚關於“七不講”早就在說，怎麼可能是她洩的密呢，無從談起！她的案子和別人的情況有不太一樣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來，是不是通過習近平本人，但最後的處理一定和他有關，也就是說如果給她判刑了，這個帳肯定要算在習近平頭上，這點毫無疑問。
由於這個案子本身的性質，而她又是這樣的人，因此她的事情還很關鍵。很多事情對於最高當局來說，你一旦做錯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給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次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況估計很不樂觀，對習近平本人會增加負面印象。現在對習近平反腐有很多讚揚之詞，但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抓那麼多人幹嘛？只要他抓了那麼多人，對他的所有好評統統站不住腳。馮勝平還跟他談憲政，我們之前還談了那麼多這主義那主義，其實很簡單：至少你不要亂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吳稼祥說的搞“假動作”，好像要改革總得做點假姿態，那也不能這麼幹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週年搞過同樣的活動，聲勢比這次還大一點，都沒有抓，你要是真要應付左邊的攻擊，可以照此辦理，沒有必要走得更遠嘛。換句話說，你不做得更開明一點已經很對不起人了，至少沒有必要走得更遠，你照原來的辦法，就足以對付從左邊來的攻擊了。
同樣，像高瑜和姚監復先生，他們講的話也不是一年兩年了，類似觀點說過很多很多次，過去還能比較自由地到海外來參加很多會議，即便講了些話，回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次沒必要來這麼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對習政權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判斷未來形勢走向的時候，對這件事的意義一定不可低估。它也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你走到這步，下一步就只能順著走下去了，很難再有迴旋的餘地。就像大家談江澤民，他也沒打定主意一開始就那麼幹，1998年克林頓訪華，他對媒體做了有限度的開放，談“六四”問題，民主黨組黨登記，也沒抓人，說明當時他也沒打定主意非要那麼做。但是後來一旦做了，抓了民主黨組黨登記的人，再加上後來法輪功的事，那就沒有餘地了，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同樣，對於習政權也有這麼個大問題，他在這類問題上若能處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處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餘地大一點，這一步要是走錯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間堵死了，對今後的很多事情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高瑜的罪名純粹是莫須有的，這就因此談到言論自由的問題。這些年來有不少人說國內的言論自由“有很大進步”，很多過去不能說的問題現在都可以說了，但我覺得這不能作為一個標準。我覺得最大的標準是：一個國家真能做到言論自由，是不管什麼言論都沒有被抓被捕的危險，還能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且不說能到這一步，只從朝好的方面走還是朝壞的方面走的趨勢來看，並不在於官方允許的言論尺度——因為這個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彈性，可以鬆一點，可以緊一點——判斷言論自由有多大進步，取決於當權者想侵犯言論自由的時候，是不是感覺你面臨到來自社會的、包括來自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如果這個抵制的勢頭比較強，說明這個國家在朝著正面走。上個世紀80年代沒有互聯網，你要看當時發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開放，恐怕比今天還不如，清規戒律更多，但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感覺不一樣呢？就是因為當時知識界有一股勢頭。1989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來知識界的聯名信風起雲湧，知識界有名有姓的人雖然也知道簽這個名有點風險，但不簽名有點丟臉，就得這麼做。當局也感覺到這一點，也預計到來自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抵制，這是個很大的進步。而現在當局幾乎沒有這個顧慮，人抓了就抓了，並不擔心知識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對，大家都裝著沒聽見、沒看見，按照他們自己的話，只要別波及到我這來，我這個刊物有話還能繼續說，已經是千恩萬謝了。這一點表明是個很大的退步！
很多人談80年代這麼好、那麼好，其實你看80年代問題也很多，當時胡和趙也沒有講多麼開明的話，但就是氣氛不一樣，一種社會整體的情緒，一種心態，這些和現在都不一樣。現在你只看有形的文字一般看不出來，但就是氣氛不一樣了。當年方勵之都被開除出黨了，結果他出去很受歡迎，他到海外來講演，留學生開幾個小時的車跑去聽，當時當局的做法給人感覺就是強弩之末，大家不怕你了，敢於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那時候被當局批判反而助長了你在民間的聲望，最重要的是民間也不怕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態度。現在呢，更大的問題是，雖然大家理性上比原來看得更清楚，但也很少有人對當局的做法表示附和，網上除了“五毛”之外，那些有名有姓的人，包括國內知識界的那些人，令我們感到很失望的就是沒什麼人願意站出來為高瑜這樣的人說話——但他們也沒有替朝廷說話，說明他們心裡明白，如果他們真心認為朝廷做的是對的，為什麼不趁機表示一番呢？如果說出話來又能跟朝廷一致，還和你自己的追求是一樣的，那對他來說是個雙贏的事，為什麼大家不這麼做呢？說明大家都有看法，都不以為然。
就像最近西藏、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問題，這些專家們都不大說話，這就很明白，他們有看法，並不認同。不說話、不表示，就說明有很大很大的問題：這就使得當局做事沒有顧忌。高瑜這件事讓我們很擔心的一點，現在能夠公開替她發聲、替她鳴不平的人很少，相對而言顯得聲音太單薄，尤其是在國內很少能聽到這樣的聲音。當然這和整個氣氛有關係，今年以來一系列打壓，對知識界是很大的震懾，所打壓的這些人很多過去沒有被打壓過的，這可能有點指標的意義，包括浦志強、徐友漁等，他們的工作不一定在體制之內，有的有這個身分，有的沒有這個身分，但那麼多年來，雖然當局不喜歡，但一直是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內，今年把他們都抓了，到現在浦志強還沒有放出來，即便是後來把有些人放了，這也是信號，告訴你是隨時可以整你的。
很糟糕的是，過去整一個人，再惡劣、再不講法，也得讓人家知道有個潛規則，讓人知道到哪兒為止，到哪兒不行。而像紀念“六四”這種事，過去搞得，現在就搞不得，讓國內人變得很難辦。昨天做的一件事似乎還是可以的，也許明天就不可以了，而且翻臉不需要任何解釋，這就顯得天威莫測，這些都跟法治相距太遠了！
所以我覺得，對中國談法治的問題，哪怕按照“法制”這個概念都差得很遠。法可以定得很糟糕，但定了我就說話算話，什麼行、什麼不行，要說清楚了。有的台灣人居然還對日本人有比較好的印象，沒人認為當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是很自由、很民主的，但日本人就是這點好，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什麼行、什麼不行，清清楚楚，就是要整一個人都有規矩，先幹嘛再幹嘛也是一絲不茍的。中國最大的問題，且不說民主憲政那些大道理，它自己規定的很多尺度，從來都是彈性極大，今天這麼做、明天那麼做，這跟分析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道理。喬治·奧威爾——《1984》的作者，就寫過，極權主義和那些傳統的統治不一樣，人家傳統統治也搞政教合一，也要固定意識形態，但至少不會叫你星期一信這個，星期二信那個，不會老變。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統治者雖然規定了人們的思想，但基本可以保証規定的思想不變，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的人們基本上持一種信念，一直活到老，活到死，活到下一代。而極權主義老翻雲覆雨變來變去，一方面隨時規定它的官方說法，讓你必須按照它規定的內容說，一方面它自己又老變，朝令夕改，讓人無所適從，這種結果下不可能造成任何一種思想或信仰。
中世紀西方政教合一，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統治，最後在政治之外它還是留下了些好東西，比如基督教留下來了，儒家思想留下來了，因為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之內，對基督教的教義以及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當局並不是翻雲覆雨隨便改來改去。但中國共產黨，就老變來變去！香港有個律師就講過一句話，哪怕中國人只配有百分之一的法律，那也得百分之百地實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現在還不說它別的法律問題，就是它自己做的，昨天這麼做的明天就是另外一種做法，完全不可捉摸，這也反映出上頭本身對事情沒有個準主意，專制權力的任意性，在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
最後歸結為一句話：對高瑜的案子我覺得大家要高度關注，因為它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不管是對習政權本身，還是對知識界、維權界等等。（未完待續。選自明鏡出版社
《中國新震盪》）
《明鏡新聞》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1576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