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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25期）
“四人帮”垮台后，老干部整体东山再起，红二代的处境也随之改变。
十年浩劫，老干部及其子女的遭遇远不是最惨的，但却是反差最强的，因而也是震撼最大的。假如说此前他们还有什么红色革命理想的话，那么经过文革，这种理想已经彻底破产。
只讲一件事就够了。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八老”（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王震、宋任穷）的后代几乎有一半都在海外，而且是在他们当年赌咒发誓要打倒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
国人的留学潮、出国潮兴起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早在八十年代之初，红二代们就捷足先登了。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清华附中老三届的骆小海，曾经写下过“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诗句，早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学美国；在八·一八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学美国。
还有习近平，习近平的姐姐在加拿大，弟弟在澳大利亚。习近平的前妻是中国驻英外交官之女，一度也想让习近平本人到英国，习近平没同意，其后不久两人离婚。个中详情外人固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当时，无论是习近平前妻一家，乃至习本人，都不那么看好像他这样学历不高、政绩平平的人的仕途前程；他们都没有料想到以后的中国政局竟然发生那样的变化，以至于30年后习近平会被送上中共党国最高领袖的宝座。
再说薄熙来。薄熙来先是上了北大历史系，据说当时就猛攻外语，希望出国；然后又进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所。据他当年的同学说，那时候，薄熙来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个驻外记者，每年能搬回几个“大件”，多弄点外汇券。
在当年，也有红二代立志从政的，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在这段话里，刘源没有忘记他的红二代身份，但是他当时的政治理念已经和红卫兵时代大相径庭。至少在那时，刘源决不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儿子就理所当然地该坐天下。他参加自由竞选本身就有力地否定了这一点。这显然和现在说的红二代的使命感不是一回事。
在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年轻人遵循体制内路径从政，习近平也算其中之一。不过在当时体制内从政的年青人中，习近平并不起眼。当时的政坛新秀很少红二代，仅有的几个也不算出色，领跑的几乎都不是出身高干，例如出自北大的张炜（六四前是天津开发区主任）、潘维明（六四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李克强。八十年代有部很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新星》，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的故事。现在有好逢迎者说剧中主角的原型就是习近平。可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如果说“新星”在现实中确有原型，那是翁永曦。
在八十年代，红二代遵循体制内路径从政，其家庭背景使他们容易获得较高的起点，但要再往上走就不行了。陈云之子陈元就是一例。陈元是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学生，文革后又获得中国社科院的硕士学位，既有年龄优势又有知识优势。1982年被调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以后又当到北京市委常委和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可是在1987年十三大前的差额选举中却没选上党代表，自感前程受阻，于是就转赴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去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每逢在党代会上搞差额选举，红二代们就遭遇滑铁卢。
在八十年代，政治上活跃的红二代们，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大多都带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等等（不知戴晴算不算红二代），甚至也包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由他挂名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里面就有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活跃人物，实际负责人李盛平是民主墙时期民刊《北京之春》的编委，又是高校竞选运动中北大一分校选出来的人民代表。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对而言最宽松最和谐的时期。你如果只查阅那个时期的各种文本，或许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当时的宽松与和谐，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气氛上、氛围上、心态上和趋势上。唯其如此，才会有后来的八九民运；而六四屠杀为这一演变趋势打上休止符。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27期
2014年3月21日—4月3日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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