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我和王丹、王军涛等一批海外的朋友共同发表声明，支持香港占中三子计划发起的和平占中行动，对北京给香港订出的假普选方案坚决说不。

9月下旬，占中行动提前启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远远超过预期。其中，以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为核心的香港学生扮演了先锋和主力的作用。顺便说一句，早在前年，2012年的9月，我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后生可畏，后生可爱”，向广大听众和读者介绍过当时年仅15岁的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

看到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英勇抗争，我们都感到十分振奋，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深感忧虑。那几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会不会发生六四式血腥清场。我回答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在推特里写道：“当局的盘算也许是，不让步，也不开枪，对民众的要求就是不理，等人潮消退，秋后算账。”

需要说明的是，和平占中是公民抗命，参与者故意做出违反法律的行为并甘愿接受其法律后果。这就是说，事后追究法律责任是难免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势下，受罚的轻重，特别是它造成的社会效应却可以有很大不同。

搞得好，抗命者受处罚的会很少，受到的处罚也会很轻，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受罚，由抗命行动激发出的民众热情会很好的保持乃至进一步强化；搞得不好，抗命者受处罚的会比较多，受到的处罚会比较重，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严重地挫伤民众的信心与士气，强化反民主势力的地位，从而导致整个形势的倒退。

因此，占中行动将如何收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尽人皆知，占中行动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是中共。既然我们不能对中共抱多少幻想抱什么期待，我们就只能考虑，我们民运方面应该如何行事。

八九民运最沉重的教训之一就是，民运方面未能做到“见好就收”。在50多天的时间里，不止一次出现过大好的时机，可惜都被错过，后来形势恶化，但至少还可以避免更坏。在这些关键时刻，都有很多人提出撤离广场，转为其他方式抗争的正确主张，令人扼腕的是都未能实行。

导致六四悲剧的原因之一，从民运自身检讨，那就是民运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退场机制。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却没有刹车的汽车，除非它幸运地一战而全胜，否则就无法避免车毁人亡的结局。

诚然，要民运建立起自己的退场机制并非易事。因为占中现场－－如同天安门广场－－是开放的，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群众组织不是军队，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有成员做到令行禁止；再加上运动中有很多民众是自发参加的，不受几个发起人和发起组织的约束。有些时候，大多数抗议者都认为该撤了，只有少数人坚持不撤继续留守，而多数人不好扔下这继续坚守的少数人不管，于是只好迁就他们，这就形成了如八九时吾尔开希说的广场上是“多数服从少数”，也就是少数激进派强占主导的尴尬局面，最后是大家都陪着这少数激进派一齐倒霉。

尽管建立退场机制有很多困难，我们还是非建立不可。其实这事也不是象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一位曾经积极参加八九民运的学者就说：“只要我们带头的组织宣布撤，那就算撤了。”剩下还会有人不肯撤，那已经无碍大局；因为当局就再不能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去打击运动的主体了。而只要运动本身能成功，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他人，包括那些坚持不撤的人。

鉴于中共政权的专制特性，鉴于目前国际社会不能对之实行有效的制裁或约束（如果你不把它叫做绥靖主义的话），鉴于在眼下大陆还不可能发生强大的民主运动，港人抗争不可能大获全胜，而只可能取得有限度的成功，因此，运动必须能在适当的时机收场，否则必败无疑；因此，退场机制不可或缺，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