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这次反服贸运动表达出台湾人对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大陆的一种疑惧心理。此前，台湾也和其他不少国家签订过类似的协定，但都很快得到批准，没有过什么问题，唯独是在与大陆签订的这项服贸协议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尽管很多人未必对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及其利弊得失有特别清楚的认知，但主要出于对大陆本身的疑惧，所以表达出一种很强烈的情感、一种不满。

从学生采取的行动本身来说，它不是一般的街头运动。因为台湾早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一般的街头运动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过多次。06年的倒扁运动号称百万人，并且占领凯（兰德拉大）道很多日子，但并没有引起争议。这次行动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占领立法院行为。台湾对这种行为是否有什么明文规定，我不是很清楚。以美国来说，美国国会严格禁止任何外人，在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或示威。所以，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种行动本身是一种非常之举，也有人说这是非法的行为。为这种行动辩护的人强调，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海外，都有人提出这种行为属于“公民抗命”，或者叫“公民不服从”。所谓“公民抗命”或“公民不服从”的意思就是有意做出某些违反某些法律的行动、并且愿意承受由此招致的后果（包括受政府的惩罚），以唤起公众、唤起舆论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形成压力。我们当然可以把这次台湾学生的运动理解成“公民抗命”或者“公民不服从”。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前提就是承认这种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而采取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唤起社会对服贸协议的关注。因此，在行动已经唤起关注的时候，继续这样做，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因为按照“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来解释，毕竟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合法的。是不是现在应该通过更正当的、正常的民主程序民主运作（包括街头运动，因为街头运动本身也是一种正常的民主表达），这是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

法广：这次台湾青年学生的反服贸行动因为王丹和乌尔开西期间曾经到场声援，也因为马英九政府在行政院的清场行动中出现了流血，而让人联想到25年前的八九六四学运。这两场运动时隔25年，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发生，两者是否有可比性？

胡平：我觉得这两个事件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一个面对的是极端专制的政权，这个政权根本不承认人们有最起码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这些自由，而且，天安门广场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就是人们集会游行的地方，当时，学生刚刚开始游行就说这是是动乱，这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后来的所谓清场，其实我们都知道，六•四决不仅仅清场，而是以清场的名义，展开的一场大屠杀、一场全国范围的大镇压，全国各地都抓了很多人，那些（外地人）跟清场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是清场，不就是北京局部地区么？！那些根本没上街、只是因为同情民运而签过字、写过联名信的人也统统被抓起来了。所以，那是对人们表达自由这种天赋人权极其野蛮的压制，这和台湾有充分的表达自由（背景下）的行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在行政院清场行动中是否有可以批评之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显然政府在行政院的行动仅仅是在行政院清场，并没有以此对台湾整体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加以压制，（警察）把学生赶出行政院，行动也就基本结束了，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还在以其他形式继续各种抗议活动，政府并没有去压制。

法广：台湾一直被看作是华人世界民主机制相对成熟的地区，华人社会也就都特别关注这次活动的发展，尤其是它如何收场。从民主运作的角度，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次运动有哪些值得华人社会的民主建设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胡平：就事论事地说，这次发生在台湾的运动，无论在具体问题上有什么不同意见，但进展得还是很和平，比较有秩序，这反映出台湾民众的成熟，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如果这种制度没有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占领立法院的行为，我认为这毕竟是非常之举，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唤醒民众高度关注的目的。我想，正是出于对民主法制的维护，适时的离开（立法院）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民主社会里解决问题，毕竟还是要通过对话、通过讨论、最后通过选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