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借助官方傳播工具的必要及其局限

    講到社會規模大小對集體行動的影響，我似乎還可以提供兩點補充。政治學家早就指出，在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裹實行專制要比較容易些。原因之一是，在那裹，專制者更容易發揮他們的組織優勢。專制社會的特點是統治者有組織，老百姓無組織。以组織對無組織，以集體對分散的個人，前者自然佔便宜。但是，甚麽叫組織?组織無非是有相同信念而能採取共同行動的人羣。社會的規模越小，人們互通聲氣、協調行動所需要的成本(精力、時間)就越低，反之則越高。三個士兵很難管住三十個犯人，因為衹要有三五個或七八個犯人串通一氣一齊動手，便足以制服三個士兵。可是，三萬個士兵要管住三十萬個犯人就容易多了，因為你很難讓幾萬個犯人同時採取行動。此其一。第二，社會越大，人們要想瞭解到别處發出的信息，就越需要依赖傳播工具。既然統治者壟斷了傳播工具，因此反抗的聲音就很不容易傳達到全社會。社會的規模越小，傳播工具的作用就越小，口口相傳等原始傳播方式的作用也就相對越大。

    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們就對本文第二節提出的若干怪異現象理解得更清楚了。譬如說，在民主牆和民間刊物一度可以存在的情況下，為甚麽還有許多人寧肯把自己的文章交給官方刊物發表呢?那是因為官方刊物的印數遠遠超過民間刊物。一本民間刊物，至多印上幾百份上千份，這對於一個擁有十億之眾的中國來說，它們所能起到的作用未免就太微弱了。如果是在人口衹有一千萬的匈牙利，其效果便會是百倍以上。如此說來，中國的民間刊物(或地下刊物)居然在實際上發揮了不算太小的影響，那實在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正因為中國地廣人眾，傳播工具的作用格外重大，造就迫使許多人不得不費盡心機地利用官方傳播工具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你要利用官方的傳播工具，你就必須設法通過官方的政治審查，造就需要你在表達方式上具有高度的政治技巧。應該說，中國的異議人士們在這一點上作得相當出色。許許多多深刻尖銳的思想就是成功地利用官方的傳播工具而得到廣泛的傳播。包括像《一九八四》和《古拉格羣島》這樣的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著作，也以“供研究”、“供批判”的名義，分别於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二年由官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蘇聯，這兩本書都是遲至一九八九年才出版的)。八九民運的驚人聲势足以證明，在中國，自由化思潮具有相當廣泛的基礎。我很難讚成那種過分夸大八九民運的意義，以為是八九民運帶動了蘇聯東歐巨變的觀點。但是，對於那種低估中國異議人士的貢獻，低估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力量的觀點，我也同樣難以苟同。

    利用官方傳播工具還有一種方式，那就是利用官方對自由思想進行公開批判而獲得反宣傳的效果。人們對當局的不信任感越强，當局公開批判的反宣傳效果就越大。尤其是那些來自非官方場合的反叛的聲音和行為，本來影響面很小，靠着官方的公開批判反而得到擴大。例如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運動。當局把若干異議人士的言論加以整理，發下去給羣眾批判。其中有些言論本來是在小規模的羣眾場合下講出來的，聽到的人並不多。經過當局的整理散發，反而讓更多的人長了見識，一讀之下倒覺得這些被批判的觀點更有道理。

    不過話說回來，不論是利用官方傳播工具正面宣揚自由化，還是倒過來用它為自由化作反宣傳，這種做法畢竟有它的局限性。因為在這裹，最終决定權仍然掌握在當局手中。異議人士憑着機智勇敢，富於變化的謀略以及和廣大民眾的心領神會，借用官方的傳播工具闡發自由理念，唤起人們的批判意識，可以造成潜在的反對力量蓄勢待發。但“臨門一脚”的功夫終究必不可少，最後還是必須要和當局的保守势力進行正面交鋒。祇有在這種正面交鋒中剋敵制勝，我們才能真正地贏得自由。借用官方傳播工具為自由思想作反宣傳也有類似的問題。因為當局並非愚不可及。一方面，它要公開地壓制不同政見，以收殺一儆百之效；另一方面，它又會盡量地扭曲和封鎖那些被壓制的意見和具體内容，以减少自由思想的傳染作用。再有，當局在壓制異議活動時，往往還會精心地選擇打擊目標，專找對方的薄弱處下手。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對官方傳播工具的反宣傳效果估計遇高。我們仍須致力於開拓獨立自主的公共交往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