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存在的困境

    思想控制，說到底，是對思想表達的控制。因此，争取思想自由，實際上就是争取思想表達的自由。

    幾年前，國内一位作家出國訪問。别人間他中國有没有創作自由，他回答得很乾脆：“有。”這個答復立即引起另外一些作家的非議。事後這位作家辯解道：“我說中國有創作自由，没說中國有發表自由。”這種辯解很巧妙，但却是概念的混淆，因為我們所說的創作自由，就是指發表創作的自由。

    在共產制度下争取思想表達的自由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業。最令人困窘的一點是，在這種制度下，你越是争取思想表達的自由，由於它很可能招致當局的壓制，因此到頭來你越是有可能失去僅有的思想表達的自由。反過來，如果你從來不曾直接地、公開地争取思想表達的自由，你就有可能保住你原有的表達思想的機會，因此你反而能够比别人更多地表達你的思想。試看今日之中國，許多力倡言論自由，大膽講出不同政見的人們，要麼被監禁，要麽被放逐，要麽被禁止出現在公開論壇上，從而在國内廣大公眾中好像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聲音；與此同時，那些從不參與或很很少參與争取思想自由的人們，則始終保持了他們對國内公眾的發言機會並由此造成了持續而廣泛的影響。造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後一種人在促進國人的思想活躍方面作出的貢獻比前一種人還更重大或更有實效。然而問題在於，面對着共產黨的思想控制之網，假若人人都衹是盤算着怎樣從網眼裹鑽過去而不是努力摧燬它，這張思想控制之網豈不是得以永世長存?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對於那些决心摧燬專制之網的人們來說，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我們行為的正義性，我們還必須考慮如何使我們的行為產生最大的效果。經驗證明，即便在最嚴厲的思想控制之下，一個人要產生自由的思想也不像某些局外人想像得那麼困難。真正困難的乃是如何使自由的思想能够公開的表達和廣泛的傳播，並最終取得勝利。

    美國學者赫契曼(Albert Hirschman)在他那本“充滿新思想”(肯尼思·阿羅語)的小書《退出、提意見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中寫道：當人們對其所在的組織、公司、政黨或國家不滿時，他們可以採取退出的方式表達不滿，也可以留在内部提意見。所謂忠誠，是指一個人在分明可以採取退出的方式時仍然留在“體制内”謀求改進。在這裹，退出或出口是指有替代物，有競争者，提意見或聲音是指有表達意見的言論空間。不言而喻，這幾種手段都須是在一個有競争的、開放的大環境下方能充分發揮效用。赫契曼對於在不同的情況下這幾種抗争手段的表現、效果及其相互關係作出了十分精闢和極富啟示的說明。可惜，作者没有花多少筆墨分析極權社會的情況。按照作者的觀點，極權統治、一黨專制的特點是既無出口，又無聲音，自然也談不上有忠誠。這當然祇是一種簡單化的概括。極權制度既是人間之物，它决不可能天衣無縫，再者，借用索爾仁尼琴的話，“無缺陷的制度總是要靠有缺陷的人去執行”1因此，在極權制度下從事卓有成效的抗争依然是可能的。蘇聯與東歐的變化業已提供了成功的例證。中國的極權制度雖然尚未根本轉變，但它無疑正處於衰落的過程之中。赫契曼的著作雖然未對極權社會的情況展開細緻的討論，但他提出的那些概念和思路仍然富有借鑒價值。

    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我或多或少地已經討論過極權制度下人們從事反叛的方式和意義。以下我打算對此再作一番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