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關於結構理論

    如前所述，在争取思想自由的鬥争中，道德規範的作用無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對道德規範的作用估計過高。畢竟，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僅僅根據道德上的是非對錯而行動。結構理論認為，個人參與集體行動不是因為他們具有共同的道德規範，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共同的個人利益。馬克思主義强調社會存在决定社會意識，强調階級的區分和階級鬥争的不可避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歸入結構理論。

    我們完全同意，在任何集體行動中，共同利益都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共同的行動。哪一部分人的共同利益越多，哪一部分人的集體行動的凝聚力就越大。哪一部分人對共同利益的自我意識越强，哪一部分人投入實際的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就越高。在争取思想自由的鬥争中，知識份子的參與程度往往高於他人，這多少可以解釋為思想自由更關係到知識份子的自身利益。青年學生在這種鬥争中每每扮演先鋒角色，那顯然又和他們身處校園，相互交往頻繁，因而更容易形成羣體覺悟有關。根據結構理論，我们可以發現，如果權力對思想的壓迫越普遍，因為它會促使更多的人們在争取思想自由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它就越容易導致大規模的争取思想自由的集體行動。在中國，大規模的思想自由化運動發生在“文革”浩劫之後，這應該不是偶然的。然而基於同樣的道理，我們又不能不引出如下的疑問，那就是，富極權統治變得較為軟性，當思想禁錮之網變得較為寬鬆，更多的民眾不再感到自己的眼前利益受到直接的壓制的時候，争取思想自由的力量是不是會因此而有所削弱呢?

    講到利益的作用，以下幾個問題值得分析。

    第一，與其說人們依據自己的利益而行動，不如說人們依據他們各自所理解的自己的利益而行動。同樣是工人，張三認為公有制、計劃經濟是工人階級的致富之道，李四認為自由經濟最能促進工人的利益。由於他們對共同利益的理解不一樣，所以他們不一定會參加共同的集體行動，有時甚至會分别加入對立的陣營。無可否認的是，當年許多勞動者支持和參加了共產革命，是為了追求他們自身的利益。但是到後來他們又轉而反對共產制度，難道不也是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结構理論忽略了人們在認識上的千差萬别和變化不定。這是該理論的一個重大缺陷。

    第二，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未必總是一致的，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也未必總是和諧的。身為作家，你完全知道創作自由符合自身利益，但是如果你感到專制者力量還很强大，創作自由的實現似乎遥遥無期，那麼你也許就會認為，在眼下還是不捲入自由化運動為妙，採取“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態要更實惠得多。都說言論自由是知識份子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其實不然。畢竟，禁止言論自由從來不是禁止一切言論的自由。它總是禁止某一些言論的自由，而禁止的目的又總是為了維護另一些言論的壟斷。因此，當一個人的思想觀點剛好屬於被維護之列，他就未必願意投入争取言論自由的集體行動，他甚至可能站在反對言論自由的一方。同樣的社會存在，並不必然地產生同樣的利益要求。在這裹，個人是有選擇餘地的。

    第三，結構理論忽視了對個人行為的分析，因此它無法解釋和無法解决搭便車即坐享其成的問題。就算我們承認處境相同者必定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但倘若一個人僅僅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最合理的做法就不是積極投入集體行動而是袖手旁觀坐享其成。事實上，奥爾森的理性選擇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針對結構理論的這一誤區而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