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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一颗良心，良心总是在寻求安宁； 但是，除非我们敢于正视这个不安宁的世界， 否则，我们的良心永不会真正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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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四代能否纠正前任的错误 胡平 2002年12月6日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4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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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江泽民首次访美，我在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义致江泽民公开信里写道：“处在你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 那时，江泽民已经掌稳大权，如果他要启动民主改革并不会遭遇多少阻力，也不致引发多少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九八年克林顿访华要对江泽民勉励有加，这也是为什么一大批异议人士要在那时积极筹建民主党，因为他们都认定，如果江泽民愿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时也。我当时从策略的角度不赞成组党活动，可惜未被这些民运朋友们采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度以为江泽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小道消息）。照他们想，如此顺天应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泽民干嘛不做呢？记得在那时我写文章，一方面力劝组党缓行，另一方面则向江泽民政权提出警告：如果此刻镇压组党活动，以后便再难启动民主进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到岔口，一旦选错了道你就无法回头，除非一直开到下一个岔口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可是，江泽民终于选择了镇压，从此他就失去了启动民主化的主动机会。江泽民无非是想，凭著“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短期内民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他只消抓一小批“带头闹事者”，无须乎大开杀戒，制造流血事件，就可以达到维持专制的目的。江泽民放弃了为善（而且是大善）的历史机会，他选择了恶，不过他以为还不是大恶；他以为沾“六四”的光，他可以免于做大恶之事。 就在这时，发生了“４·２５”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上访，而且它已经通过对话而解决；但是对于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专制而神经紧张的江泽民，法轮功却是不可容忍的，于是，江泽民不顾若干同僚的劝阻，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江是没有信仰的人，他对信仰的力量茫然无知。他没有料到法轮功竟会顽强地抗争。独裁者的逻辑是死不认错，三年多来，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用尽了一切残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几百条命债，极大地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铸下不可原谅的大恶。然而，法轮功并没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认，至今仍有六、七万法轮功学员（这只可能是一个被缩小的数字）“拒绝转化”，冒死抗争，甚至就在军警密布，戒备森严的十六大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居然还有法轮功和平请愿。法轮功无疑是江泽民的梦魇。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在这场看上去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法轮功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随著第四代走上前台，他们将如何对待法轮功？是纠正江泽民的荒唐决策，还是接过镇压的大棒，把江泽民欠下的债自己接著背下去？ 照理说，对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轮功并不难，因为即便站在维护中共统治的立场，镇压法轮功也是极其错误的。平反法轮功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共统治的挑战。法轮功这个中共政权的劲敌生生是让江泽民一手造出来的：你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不能不是你的敌人；你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是你的敌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譬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的某些王朝。 话虽如此，但是要让中共第四代纠正江泽民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却相当不容易。正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一旦认错纠正，共产党的权威还能保得住吗？错犯得小还可以改，错犯得越大越不敢改，因为错犯得越大越担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闯了大祸？但是他们依然要维护毛泽东，恶毒攻击彭德怀。甚至连彭德怀本人最后也要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犯了“反党”的错误。这就叫“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维护领袖的威信”！ 然而，如果所谓第四代连纠正镇压法轮功这样的错误都不敢，那也就意味著他们将把江泽民欠债让自己背上，并且沿著江泽民的罪恶之路继续走下去，不为大善，即为大恶。这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中共第四代会启动民主进程吗？ 那么，中共第四代有没有可能著手启动民主进程呢？ 许多人都认为第四代是务实派，是实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对自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见和敌意。我承认这很有可能，时至今日，就连傻瓜也知道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有知识，无信念。在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们会启动民主进程。 黎安友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僵峙和国际压力的同时暴发，胡锦涛、曾庆红们有可能做出非常的举动。但问题是，如果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老路上走得太远，到后来他们手中还有多少牌可打？ 现在，中共领导人是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并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资本，抵制和拒绝民主化。他们无视、起码是低估了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卞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八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一文里写道：如果在眼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经济发展的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著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经济转型的国家，那里的腐败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不能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资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那一份资产已被抢光偷光，那时的中国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 新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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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1/2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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