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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和先生出了一本书《我的国家告了我》。书我还没读到，只是从报刊上读到相关报道，其中引述了李文和的几句话，令人感慨。
李文和说，他从冤狱学会了一条教训，那就是不要相信政府。这话貌似偏激，其实有它的道理。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写过一本书《必要之恶》(A Necessary Evil)，副标题就是“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历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Distrust of Government)。书中写道，不相信政府，对政府满怀戒心，唯恐政府变得过于强大，唯恐政府滥用权力侵犯人民的自由，这正是美国政治的一个传统，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是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相信，美国人才设计出三权分立的制度，颁布了权利法案。李文和案件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一种对政府权力作出最大制约的制度，也可能发生权力的滥用，由此可见，坚持对政府的不相信态度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李文和身陷冤狱，但始终不屈服，不放弃。这也是因爲他对美国的制度有信心。李文和说美国仍有最好的司法制度，但是被不适当的人运作，使他陷入悲惨的局面。我相信李文和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美国的司法制度尽善尽美，再无改进的余地；他只不过是注意到把制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相区分。这一点也很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就提醒我们，在思考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要注意把制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区分开来。由于人类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良好的制度，然而也正因爲人的不完美，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消除一切不完美而达到尽善尽美。这并不是说各种不同的制度都半斤八两，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必须肯定制度确有好坏之分。所谓好制度，恰如波普(Karl
Popper)所言，最根本的一条是具有开放性。一种良好的制度，就是要承认自己有可能犯错误，允许人们对它进行批评进行争论，从而爲不断的改进提供广泛的空间。李文和是以窃秘泄秘的罪名被监禁的，照说这种罪名最容易让政府以保密的名义一手遮天，黑箱作业，然而李文和即便在监狱中也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他知道他可以向社会大声说出自己的冤屈。这就给了他希望与信心。李文和的案例再次证明，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是衡量一种制度好坏优劣的最起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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