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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去十三年了。每年的这一天，我们海外的朋友们都要在一起聚会，表达对中共暴政的抗议，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思，表达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因为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还不能公开地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因此，我们在海外的纪念活动，就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同时也是替国内千千万万的民众，表达我们共同的哀思，共同的抗议，共同的信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说：“因为有些德国人不愿意他们的罪恶被记忆，因此我说无论是谁忘记了那些罪恶，谁就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无论是谁想要忘记，鼓励别人去忘记，也都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
现在似乎有不少人认为，中共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会为政治和平开放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今天的发展是导向未来民主自由的过程的必要环节或有益环节。我不敢相信这种观点。我总担心，中国这种只经济改革不政治改革的改革已经走进死胡同，就象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走错了路，可是没法改，非一条道走到头，出了大麻烦，付出大代价，才有转入正轨的机会。
例如，现在有不少人说中国还不能实行自由民主，因为中国现实问题太多太复杂，象腐败、贫富悬殊、人民素质太低，等等，一实行自由民主就要乱。可是，这些问题不正是长期以来拒绝自由民主坚持专制坚持高压造成的吗？放在二十年前，一般人没这么忧心忡忡，“六四”前一般人也不这么忧心忡忡，“八九”学生上街，当局说是动乱，绝大多数人不是都坚决否定吗？这中间固然和当时人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或想象比较简单化和过于理想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矛盾不那么尖锐不那么复杂，当时的人们也更理性，更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更质朴。在当时，实行民主转型的难度相对小得多。今天，由于中共又拒绝和镇压了二十三年，整个社会堕落腐败，人们也世故自私，转型难度大大增加了。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民主墙时期，《中国青年》杂志邀请部分民刊人士座谈，我在会上讲了一段伯虑忧眠的典故。古典小说《镜花缘》里写到一个奇特的国家，叫伯虑国。那里的人个个都害怕睡觉，以为睡觉就会死亡，所以他们用尽种种办法不让人睡觉，有人实在打熬不住，一觉倒下，旁人非要把他折腾醒不可，这样，总有一天，别人一倒下，再也喊不醒，果然长眠不起了，于是他们就更害怕睡觉，更要防止人们睡觉，于是就有更多的人这样死掉。本来明明是困死的，他们却偏偏认定是睡死的。
伯虑忧眠的故事很能说明政治开放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专制政权会导致自我实现。它以稳定的名义实行高压，使得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带恶性，越是有崩溃解体的危险，于是它好象就越是有理由继续高压，导致恶性循环。起先它说没有它的专制高压社会就要崩溃，是假的，吓唬人的，到后来就越来越象是成真的了。我早先讲过：暴政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暴政似乎是个较小的恶，于是，暴政自己就给自己创造出最方便的存在理由。我强调，动乱从来不是因为人们想动乱，动乱是因为人们想安定。过分地追求安定，由于它纵容了权力的骄横，压制了独立的精神，默许了世间的不公正，摧毁了人们对秩序的信心，从而使得动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反过来想想，如果这样一个建立在对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杀和对人民财产的巧取豪夺之上的政权竟然成功地压下了一切反抗，它会变得多么骄横跋扈，多么得意洋洋，你怎么能指望著它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呢？如果我们既不愿意一个践踏人性、敌视民主的政权长期存在，又不愿意爆发整体性的社会动乱，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为自由民主而顽强抗争，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从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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