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一个揭示知识精英心态的精彩文本
今年第三期《战略与管理》双月刊发表了康晓光近三万字的长文“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这是一篇我期待已久的文章。
我常常纳闷，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下的知识分子们，难道真的看不清那是一个专制、暴虐、腐败而且垂死的政权吗？我以为大家是看得清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能和这个政权相安无事，乃至怡然自得，甚而为它辩护呢？
人是讲道理的动物，知识分子尤其需要为自己的政治选择讲出一番道理。即便一个人在做不光彩的事的时候，他也要为自己编派出一套拿得上台面的理由。查阅历史上那些为暴君暴政作辩护的文章，尽管其中充满了强词夺理和自相矛盾，但表面上总还是振振有词，冠冕堂皇的。后人读到这些文字，没准还会心生疑惑：噢！愿主宽恕，可怜的人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许，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对的呢。
四年前，我写了一篇长文“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其中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态。所谓分析心态，就是揭示出在某些公开发表的言辞与观念的背后隐含的深层意识与动机。分析心态常常引出两个问题：首先，它可能使被分析的一方恼怒。阿克顿说得好：“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第二，作诛心之论，赞同者固然誉之入骨三分，反对者则往往斥为主观臆断。因此，要是被分析的一方肯站出来现身说法，令分析者更有文本作依据，那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分析的说服力。
正是抱着这样的期待，我发现了康晓光的文章。
起先，我是在互联网上读到康文的摘要，并注明摘自《战略与管理》，顿时引起极大兴趣。我随即向友人求证，很快得到康作全文(电子文本)，但听说《战略与管理》正式发表时对原文有所删改，於是赶快托人从北京捎来这期杂志；和原作对照阅读，确实删改不多，那些重要而露骨的话句基本原封未动。
《战略与管理》杂志的“编辑手记”称赞康晓光文章是在同类话题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纸质媒体公开发表的较有份量的作品”。我以为这一赞誉犹嫌不足。我认为，康晓光文章是在同类话题与同类观点上，自“六四”以来十三年间最有份量的一篇。康晓光并非异议人士，也非政治自由主义者，难得他能对许多复杂暧昧的问题看得清楚看得透彻，对敏感的问题不回避不闪烁其词，更难得的是，作者能把话说得那么明白那么露骨。另外，也难得这样的文章能发表在《战略与管理》这样的官方刊物。
照理说，康晓光的文章，基於对中共政权及其控制机制的深刻分析与冷静描述，本来应该引申出对现政权的坚决否定以及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定追求，但可惜那并非作者为自己选定的立场。纵观全文，我们应该承认，康晓光对现行体制大体上仍是认可的，他所提出的种种建议，主要是希望现政权能够以更精致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是要求它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转变。这种看上去奇特的、甚至矛盾的政治立场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恐怕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康文的价值就在於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而且十分精彩的文本。
以下我的分析评论，主要针对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正式文本。最近，多维新闻网征得作者同意，发表了原稿全文(电子文本)，如果我的批评涉及到原稿中那些被改动被删节的字句和段落或作者的其他文章，我将分别作出说明。
2、从稳定性的不同意义看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的对立
康晓光首先对稳定性的含义作出说明。
康晓光指出：“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性’具有多种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其一指政治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其二指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稳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康晓光说：“尽管这几种稳定性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对於中国大陆而言，第三种稳定性和第四种稳定性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
这段说明很重要。平常，一般人在谈到稳定时，很少注意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二者的区分。事实上，大家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稳定。然而，对於中共政府及其辩护者来说，他们所讲的稳定乃是政治稳定。如康晓光言，在四种政治稳定性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因此，他们所讲的稳定，就是中共专制政府的稳定。什么叫“稳定压倒一切”？那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至於社会的稳定，那其实并非他们关心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固然，中共政权的稳定性并不等於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但是在当今中国，由於不存在可替代力量，因而在事实上，中共政权的不稳定就会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康晓光也说，在中国大陆，一旦出现政府不稳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
如果康晓光仅仅把话讲到这一步，他就和一般的中共辩护士没有区别，不值得我们重视了。康晓光的过人之出在於，他能够看到并且敢於告诉人们，假如说在中国大陆缺少其他有组织的力量，那恰恰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高度集权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并使国内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大陆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这样就有效地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
我先前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常听到这样一种为共产党绝对权力的辩护：‘毕竟，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大陆上唯一的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当然是‘唯一的’力量了。既然它拼命压制‘唯二的’、‘唯三的’力量出现。当人们为三千宫女鸣不平时，他们当然知道在皇宫中皇帝是唯一的男性；但人们要质问的一点正是：凭什么不让她们接触更多的男人呢？马基雅维里早就指出：搞专制的秘诀在於，在你的周围造成真空，从而使你自己成为不可代替的力量。”我还指出：“专制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专制似乎倒是个较小的恶，於是，专制自己就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王力雄在政治幻想小说《黄祸》里，写到一家气功团体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社会濒于解体的混乱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把一盘散沙的人们加以凝聚和组织的重要角色。这也就是江泽民政权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以及其他所有气功团体的真正动机。
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国家与社会依然是互相对立的。国家依然压倒社会。国家唯有使得社会软弱无力，才能保证自己强大稳固。专制愈巩固，社会愈脆弱。谁也不能否认秦末的社会大动乱是秦皇暴政苛政的结果，然而谁又能否认秦皇是当年全中国最希望稳定的人呢？他不是连他子孙万代的稳定都安排好了吗？
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每当人们谈到稳定，我们务必要追问一句：什么稳定？谁的稳定？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去支持象中共政府那样的专事摧毁社会自生组织和社会自发秩序的政府。中共专制政府自身的稳定是建立在对社会自生组织和自发秩序的打击摧残之上，维护这样的“稳定”，就是明知故犯地破坏中国社会的内在稳定性。
稳定性问题是康晓光文章的主题，我在下面还要论及。这里先且打住。
3、中共到底代表谁？
康晓光对中共的剖析相当深刻，描述也相当准确。
譬如关于中共的代表性问题。中共到底代表谁？许多人——包括一些异议人士——常常为此争论不休。过去，中共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这话现在大概没人信了。有人说中共代表农民。最近，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提出允许资本家入党，於是又有人说中共成了全民党或者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实，这种种说法都不对。
康晓光讲得很干脆：中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即专制统治——引者)。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
责”。
以为中共代表了什么阶级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於持此观点者不明白“代表”一词的严格意义。
代表，就是受委托为某个人或某集体发言或办事。在这里，代表的权力以被代表者即委托者为根据，因而也受委托者的限制。这就是说，代表的言行要接受委托者的批评监督，并且要根据委托者的意愿更换。中共的权力既然不是任何阶级委托的，也不受任何阶级的限制，它当然不代表任何阶级。有些人之所以认为中共是某某阶级的代表，其实不过是说中共比较照顾某阶级的利益以及主要利用该阶级的力量。严格地说，这不叫代表某阶级。这和代表某阶级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帝王的权力也不是来自任何阶级的委托，因而也不受任何阶级的限制，所以，古代帝王从不声称自己是某某阶级的代表或全体人民的代表。古代帝王声称他们是天意的代表，天子受命于天，故而，天权对君权有限制。按照董仲舒的理论，帝王若是违反天意，轻者，老天爷会降临灾异以示警戒；重者，老天爷会革除旧命再授命给他人。
有人说，中共过去代表无产阶级，现在不代表了。可是，如果中共现在能够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对之无可奈何——既不能对之谴责又不能将之更换，那难道不正好说明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因而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吗？
共产党不代表任何阶级，共产党甚至也不代表共产党。这一点康晓光也看到了。查康晓光原文，他并不是说中共“不代表任何阶级”“对一切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等等。他说的是政治精英即党政官僚集团，广大普通党员是不在其内的。也就是说，广大普通党员也只是党政官僚集团实行专制统治的对象而已。看一看在失业的工人中，贫困的农民中，还有备受打压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多少共产党员，你就该知道此言不虚。
我要补充修正的是，康晓光把实行专制的主体限制在党政官僚集团，这个圈子还是划得太大了。我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文里指出：“所谓共产党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一小撮最高领导人在实行专政，是政治局专政，是政治局常委会专政，是寡头专政，甚至常常是最高领导人个人独裁或曰个人专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实际上是在被专政。共产党能够以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於它用专政的办法治党。”
4、绝对权力的赤裸告白
康晓光还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共，“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其组织目标是‘执政’”。什么叫“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那就是说中共可以不受任何理论、道路、原则、价值的约束，可以不择手段，一切以是否有利於“执政”即把持权力这一目标为转移。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问题是，在过去，说出这种话一向是要被贴上“反共”标签的，怎么如今竟出自一个维护中共专制者之口？当一个人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毫无理想，毫无原则，为了专制而专制，为了把持权力而不择手段之后，却还要去维护它，支持它，这不是很稀奇的吗？
“六四”之后，中共政权似乎重新站稳脚跟，於是，各种为专制辩护的理论应运而生。由於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今天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种种理论，大都放弃了那套神学式的语言，转而采取理性的语言，经验的语言。这些理论大同小异，无非是说中国人素质太低，配不上民主，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一党专制仍为当下中国之必需，还是赚钱最要紧。许多辩护者都乐于表明自己是回头浪子，为自己在“八九”时一度幼稚地迷恋民主乌托邦而真诚地忏悔，后来在“六四”开枪的当头棒喝之下迷途知返，现在总算理解了共产党坚持专制的一片苦心。
上述“转向”毫不足奇。《一九八四年》里的主人公温斯顿
·
史密斯不是早就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吗？
在经历了一场朦胧的反抗而遭到打击失败后，温斯顿
·
史密斯被强迫“思想改造”。这一天，权力精英奥布来恩向温斯顿提问：“告诉我，我们党掌权的原因，掌权的动机是什么？党为什么要掌权？”
温斯顿是这样回答的：“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是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计划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温斯顿对奥布来恩说：“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统治我们。你们认为人类自己不能管理自己。”
不难看出，现今一般为中共专制作辩护者，无非是在抄袭温斯顿罢了。但康晓光与众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否认所谓中共实行专制是为国为民的迫不得已和勉为其难。康晓光揭示出其他那些专制辩护士由於愚蠢而看不到或由於胆小而不敢大声说的真相：党不代表任何阶级只代表它自己，党不受任何理念或原则的约束，党是不择手段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掌权，而掌权的目的就是掌权自身。
估计康晓光是看过《一九八四年》的，不过我疑心他恐怕未能意识到他上面那段话实际上也是在抄袭，不是抄袭温斯顿，而是抄袭奥布来恩。
在《一九八四年》里，身为权力精英的奥布来恩在听到温斯顿对党的权力的解释后大发脾气，奥布来恩给了温斯顿一通痛苦的电击。奥布来恩气恼地骂温斯顿是笨蛋，然后他忍不住向温斯顿讲出了党为什么把持权力的秘密：“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
我们不同于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於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就是专政，革命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当奥威尔借奥布来恩之口讲出这一番关于绝对权力的真理时，他不过是发挥其天才的政治想象力，去揣摩和揭露极权统治者的真实心态。他未必以为极权统治者真会公开讲出这种话。奥布来恩是虚构，康晓光却是真实。倘若奥威尔死后有灵，得知在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竟然有人公开讲出奥布来恩的那番话，而且刊登在官方杂志上，真不知是会为自己的精辟洞见又获证实而得意，还是被绝对权力的公然无耻而震惊。
5、知识精英的人格心理学问题
正如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
所说，奥布来恩的讲话揭示出绝对权力的真实本性，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奥布来恩的人格心理学的问题，一个人能够仅仅靠着这种赤裸裸的真理作为支持他生存的唯一因素吗？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奥布来恩所属的那个党的党棍们能够靠这种真理长期存在下去吗？不错，对极权统治者而言，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可是，那些手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必须要自欺欺人，他们必须要制造出一种他们也需要相信的谎言，即：他们并不把权力本身当作目的，他们的权力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服务于一个高尚神圣的目的。
我们知道，政治话语不能完全没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正象美国学者格兰特(Ruth W
·
Grant)指出的那样：“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他们必须给自己找出一种看上去冠冕堂皇的说法，起码是不能公然的厚颜无耻。
康晓光不是奥布来恩。奥布来恩属於权力精英，而康晓光——按照他自己的分类——属於“知识精英”。这就引出两个问题。首先，有些话，知识精英可以公开讲，权力精英却不可以公开讲；康晓光可以公开讲，奥布来恩却不可以公开讲（奥布来恩对温斯顿的讲话并非公开演讲）。
你能想象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或中央公开文件或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这样的话语么？想想看，如果中共公开宣称：“我们党不代表任何阶级，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我们对一切阶级实行专政，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受任何理论、价值或原则的约束，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持权力。”那能不引发一场政治地震吗？
是的，党永远不会对外公开讲出这样的话语。党永远对外宣称：我们党是代表先进阶级，代表人民大众；我们党永远坚持某某主义、某某理想和某某道路；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为人民而掌权，是人民赋予了我们的权力，如此等等。
象奥布来恩这样的权力精英不能公开讲出的话，象康晓光这样的知识精英却可以公开地讲。这正好证明了知识精英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证明了知识精英的陪衬角色。然而，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知识精英的人格心理学的问题。奥布来恩之所以忍不住要对温斯顿吐露真言，讲出绝对权力的真实本性，那是因为他是权力精英，他为自己享有绝对权力而无比陶醉，得意忘形；他有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霸气和坦率。可是，知识精英们呢？
康晓光知道得很清楚，虽然知识精英由於对权力精英有利用价值，从而得以在经济上分享或分赃，但是，权力精英并不因为你是知识精英就允许你染指权力，也不因为你是知识精英就允许你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在权力精英的剥夺下，知识精英也和大众一样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何等屈辱、何等可悲的处境。康晓光笔下的知识精英们如何还能安之若素，甚至还以此为荣呢？这不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人格心理学的问题吗？
6、关于精英政治
在“政治精英分析”一节中，康晓光写道：“‘精英政治’并不能概括中国政治的本质。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数人垄断政治舞台，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或是成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而已。”
康晓光这句话颇有犬儒味。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写道：“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於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康晓光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什么民主，什么专制，其实还不是半斤八两，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按照这种观点，在丘吉尔治下的生活和在希特勒治下的生活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异。
“精英政治”是政治学上最含混也最被滥用的概念之一。什么叫精英政治？如果你的意思不过是说任何社会在纵向构成上都是金字塔形状，当官的总是少数，当
民的总是多数，那纯粹是无聊的废话。精英，按照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的原意，是指那些在各自领域中出类拔萃之辈。政治精英是指政治素质高的人，无论这些素质是好是坏(无论是特智慧还是特狡诈)。帕累托决不认为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因为他深知，在现实政治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帕累托那里，“政治精英”决不是“掌权者”的同义词，因此，依照帕累托，所谓“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康晓光试图用精英政治这个概念抹煞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不错，确有学者把民主政治也称为精英政治的，曰精英民主论。按照精英民主论，民主意味着多元的精英为竞相争取选民投票而获得权力的过程；在民主制下，公民不但通过定期选举来产生政治决策者，而且还可以通过言论、结社等方式影响决策，而那些意见领袖和社团领袖则是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者，精英是开放的，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成为精英。
和专制相比，在民主制下，政治精英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竞争的，不是垄断的。大众不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是有权参与其中；他们并非是精英的傀儡，因为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选票决定了精英的命运；如曼海姆所言，“在民主国家中，被统治者总是可以采取行动替换领导者或迫使他们作出有利於多数人利益的决策”。这种种差别难道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吗？
专制与民主果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吗？我敢说，普天之下，就数专制者对专制与民主的本质差别认识得最清楚；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民主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必欲根除而后快呢？本来，康晓光文章的独特价值就在於诚实与坦率，然而我不得不指出，他对精英政治的这段论述是不幸的例外。
7、所谓精英联盟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康晓光的精英联盟观点。
康晓光认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精英/大众二元社会结构。在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结成联盟”。
所谓精英联盟，按照康晓光的归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共号召知识分子入党，鼓励党员经商；“把一部分影响力较大、久经考验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中共还通过中国科协和中华工商联笼络和控制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比这类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精英联合机制是‘政策倾斜’。通过制定和实施向精英利益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赢得了社会精英的支持。同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咨询’听取社会的声音。作为最主要的咨询对象，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表达机会”。康晓光还认为，“‘三个代表；就是精英联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正在走向制度化”。
应该承认，康晓光对所谓“精英联盟”的具体描述大致是准确的，但问题是，这能叫联盟吗？联盟意味着联盟的各方以平等的身份为某种共同目标而结成的一种联合或集团，在联盟中权力为各方分享；尽管各方拥有的权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毕竟都拥有自己的一份权力。
其实，康晓光未必不明白所谓精英联盟根本不算联盟。因为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政治精英“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权力”。他还告诉我们，“由於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所以大众、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处於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上能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是不存在的。由於公民只能作为个人存在，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把这样一种关系称作联盟，岂不是自欺欺人？
一方面，康晓光笔下的“知识精英”非常清楚自己在体制中的实际地位，所以他们才能不做“非分”之想，不做“出格”之事，因而不会被当局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分明意识到这种依附和屈从很不光彩，所以他们需要给这种令人难堪的关系安上一个美好的名称。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康晓光文章的独特价值。别的“知识精英”只乐于高谈阔论“精英政治”、“精英联盟”，言下之意，似乎他们已经和政治精英平起平坐，俨然也成了统治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其实不是)；但是，他们决不会明确讲出绝对权力的真实本性，也决不会明确讲出他们对这样一种权力的可悲依附与屈从。所以，外人很难从中发现他们的人格分裂。唯独康晓光对以上两个方面都讲得淋漓尽致，从而也就把知识精英的人格心理学问题暴露无遗。
8、哪些经济精英真心支持共产党？
讲过政治精英，再讲经济精英。
康晓光断言：在中国，“经济精英支持共产党”。康晓光解释道，因为“经济精英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集权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
可是，为什么集权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呢？这看上去绝无可能。就连最为中共经济改革唱赞歌的人也承认，中国大陆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有很多弊端。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发育不良的市场倒比民主制下相对健全的市场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呢？
说怪也不怪。康晓光给我们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通过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信息封锁，降低环境标准，为经济精英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
原来如此！
上述各项，除了“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两项外，其余几项，在民主制下确实要比在集权制下难办得多了。
早先在西方，有产者公开向政府提出要求：“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既然你们政府靠我们纳税人养活，我们就该在政府里有发言权。现在中共偷偷地向中国的有产者作交易：“不纳税就没有代表权。”我们政府不找你们纳税，你们也就不要向我们要代表权。
当然，决不会是所有的经济精英都愿意发这种黑心财。可是，一旦腐败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裹挟力量，谁要想洁身自好正派经营反倒难以在商场立足了。官场也是如此。你若想当清官，别人便把你视为异类，处处跟你扯皮，让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当今中国的官场和商场都腐败到惊人的程度，不过其中仍有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之分。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区别。
必须看到，政府给经济精英提供各种非法获利渠道，也有拉人下水，再反过来加以控制的阴险意图。什么时候看你不顺眼了，或者是疑心你长反骨了，或者是需要替罪羊了，随便查你个偷税漏税就够你受的了。
我不相信经济精英都愿意发黑心财因而支持专制反对民主。不过，就象康晓光提示的那样，我们倒很可以相信。那些真正支持中共专制的所谓经济精英一定都是地地道道的奸商。
9、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收富人的税？
如前所说，康文的独特价值就在於它把话说得明白，说得露骨。这一优点不仅表现在作者对上述一类抽象问题的议论，而且也表现在他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议论。我们不妨以税收问题为例。
不久前，中国的铁面总理朱镕基讲话，责怪中国的富人不交税。朱镕基说：“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其后不久，著名电影明星、有亿万富婆之称的刘晓庆涉嫌偷税漏税被逮捕关押。於是，有关中国的税收问题也成为海内外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尽人皆知，中国目前的税收状况极不合理。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或企业，都大量地逃税漏税，而广大底层民众，工薪阶层，特别是农民，反而承担着各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济富”之嫌。
其实，责怪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交税，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是一个有意误导舆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政府为什么不收富人的税？
税收本来就有强制性，如果政府真要征收富人的税，哪有收不上来的道理？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富人上，而是出在政府上。朱镕基当总理当了四年多，五年任期马上就要满了，现在才想起来富人没交税的问题。好比一个老师等到学年快结束了才责怪学生为什么不交作业。这里，真该受责怪的到底是谁呢？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认真向富人收税呢？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
举个例，某富人张三，去年本来应该交税一百万元，可是政府却故意给张三提供偷税漏税的机会，只收他二十万元的税，这样，张三就白捡了八十万元的便宜。然后，张三再从这八十万元中拿出个一二十万或者三五十万，给政府里的大小官员上下打点。真可谓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本来这八十万元是要交入国库的，现在则被官员和富人私下瓜分掉了。
康晓光讲到，由於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作者把它叫作“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盟”），掠夺瓜分国家资产，使广大民众深受其害，故而对现行体制不满，威胁到共产党的政治稳定。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中共需要调整政策，适当地限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办法之一就是强化税收，“为此必须削减经济精英享有的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会。”
请注意这句话——“必须削减经济精英享有的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会”，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富人们能够大量地偷税漏税，实际上是中共故意给他们提供的优惠，其目的是为了换取富人对体制的维护和支持。当然，这也是为了让富人更方便地给大小官员送礼行贿。老百姓早就编了顺口溜，说中共干部是“吃喝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康晓光讲得很明白，腐败是许多官员“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政府认真收税，那岂不把官员和富人两头都得罪光了吗？
康晓光忧虑的是，“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中下级官僚能否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经济精英能否继续支持现行体制都会成为问题”。因此，康晓光说强化税收和反腐败是双刃剑。富人的偷税漏税问题就象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反不行，真反也不行。注意，他说的是必须“削减”偷税漏税的机会——正如“削减军费”决不是不要军费，可见，今后，政府还是要向经济精英们继续提供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会的，只不过数量上会少一点罢了。这还只是康晓光的政策建议，当局肯不肯采纳尚未可知。
难得康晓光的文章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这么露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料到眼下这场中共发起的要富人交税的攻势到底是为什么以及到底能走多远了。
10、“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
在刊载康晓光文章的同期《战略与管理》上，还发表了一篇由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合写的文章“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试把康晓光的文章和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的文章对照阅读，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结论。
王、胡、丁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章讲到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严重性以及纠正社会不公正的迫切性。这当然不错。但是，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纠正社会不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可惜不见作者有更多的分析。那大概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不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扼要地表达了作者的基本观点。他们说：“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正是新左派的典型观点。在作者看来，今天中国的问题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平是市场造成的，而纠正社会不公的方法则是政府实行公正的分配政策。这种观点确实和西方的左派很类似；但问题是：这种观点--尤其是对社会不公的形成原因的描述--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吗？
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认为，市场是造成不公正的罪魁祸首，唯有政府才能对之加以纠正。这和康晓光的观点几乎相反。康晓光在讲到今日中国的腐败、不平等和贫困时明确指出：“是强大的政府、政府主导型改革、市场化改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康晓光分析道：“强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导型改革使政治集权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公众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银行和中介机构，党政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一些人又是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腐败怎么能够避免！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帐、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信息管制、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康晓光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成因分析无疑要比王绍光等深刻得多，正确得多。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那么，解决腐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治本之道就应该是：改变政治集权，建立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独立的司法和独立的银行以及中介机构，限制党政官员的权力，开放信息，允许独立的工会农会，等等。然而，康晓光本人决不是这个意思。康晓光的全部论述恰恰是以维持现行制度为前提。他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进行上述改革的可能性。这样，康晓光所能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只剩下了由政府出面“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相当大的调整”这一条，从而也就和王、胡、丁提出的方案没有区别了。
不过，和王、胡、丁文章相比，康文仍是略胜一筹。康晓光没有空谈“公平分配”的高调，因为他知道在现行体制下根本做不到“公平分配”。他只是很老实地提出“限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适当照顾大众的权利，在财富蛋糕的分配游戏中向大众适当倾斜”。
注意，康晓光反复强调的是“适当”，因为他清醒地知道，现政府、现行制度正是建立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共同剥夺大众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他们的既得利益限制得多了点，超出了必要，那就会惹得精英们恼火，那就有可能危及政府和制度本身。大款们凭什么支持中共，还不是凭着中共能让他们大赚黑心钱发横财？再说，要是大款们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他们又拿什么去贿赂官员呢？难道你要大款们自己“出血”吗？诚然，政治精英不怕得罪经济精英，因为后者横竖也没有集体抗争的手段；可是，他们愿意跟自己过不去吗？小说《天怒》通过一位贪官之口供认，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所以，康晓光提醒道：“解决威胁稳定的问题的措施（反腐肃贪、强化税收等——引者），往往又会破坏稳定的基础。”因而，他认为当局务必要善於权衡。说到底，康晓光无非是要求精英们不要做得太过分，无非是要求“精英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罢了。能把话说得如此直白者，除了康晓光还有谁呢？
如前所说，中共现政权的唯一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稳定，而现政权又是建立在权势集团对人民大众的压迫掠夺之上；因此，面对着越益严重的社会不满，康晓光们向政府提出的全部建议，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
——《北京之春》2002年1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 · com/bj2/2002/180/2003715164345 ·
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