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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讨论中国稳定问题。然而，我认为，稳定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笼统地讨论稳定，会误导人们的思考。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稳定都可以接受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秦始皇追求稳定，屠戮天下，焚书坑儒；他希望稳定到秦千世、秦万世，所以他自命始皇。但他的稳定不仅今天的人们不能接受，就是当时的古人也不能接受。溥仪也希望满洲国稳定，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不愿接受他的稳定。显然，谁的稳定是我们理解稳定时一定应当首先弄清的问题。
其次，在不同国家中，稳定的涵意和意义并不一样。在中国，游行示威就是动乱，组织反对党更是动乱，“犯上”就是“作乱”。但在美国，游行示威不仅不是动乱，而且还是正常的权益，是健康的参政，你还可以组织反对党，公开和执政党竞争？这些都不是动乱，而是正常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稳定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判定稳定问题是依赖于政体性质的，稳定涵意与政体相关。我们不能忽略政体背景考察稳定问题。我们究竟是要民主的稳定，还是要专制的稳定。
有人说，中国现在很稳定。但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性质的稳定？是谁的稳定？是对谁有利、让谁受害的稳定？让我们看看中国现在被列为不稳定的因素就知道了。过去，毛泽东和共产党将阶级敌人列为不稳定因素，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冤狱是政治迫害，但是在当时，迫害者中很多人真相信那些人是坏人。今天呢？看看康晓光实证描述中的威胁稳定的群体，是工农大众。维持稳定就是镇压、压制和迫害大众。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坏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是合理的，但还是要镇压和控制。这是什么稳定？这样的稳定是否公正？从良知的角度看，这样的稳定比毛时代还不能让人接受，毛时代的稳定是人民参与镇压他们心目中的坏人，今天的稳定则是明知别人是好人还要镇压别人！
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一出电视，叫《省委书记》，其中写到某市来了个新书记。大刀阔斧搞改革，导致大量职工失业，连省劳动模范都下岗上大街擦皮鞋。这位劳模被书记领到市委会议上，劳模说：“书记讲了，旧企业是艘破旧的大船，要是大家都赖在船上不下来就要船毁人亡，我们工人阶级不能给国家添麻烦，所以我就主动下岗了。我别的不会，就会擦皮鞋。”然后，会场上的官员们都很感动，都伸出脚来让他擦皮鞋，再付给他钱。这个场景实在令人作呕。问题是，国企这艘大船当初是谁下令建造的？不是你共产党吗？要下船，该谁先下？共产党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倒把别人赶下船。别人不肯下倒显得别人在耍赖，是破坏稳定，该镇压。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吗？
再看看政府是如何维持稳定的。康晓光说是牢不可破的精英联盟作为基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联盟。我看不是联盟，因为这里不是平等的自愿的结盟，不是权力分享，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依附政治精英，被政治精英利用。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政治精英手中。因此，这里也没什么牢不可破。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稳定而不怀疑和反抗？甚至写文章来为这样的稳定进行辩解？
我对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一直是有保留的。首先，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当局明显是有限制的。高明的宣传不一定是撒谎。高明的宣传是只说出一部分事实，故意不说出另一部分事实。如果你只问共产党允许你问的，不问它不允许你问的，这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另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一般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听不到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辩，因此很难形成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很容易被官方的宣传牵着鼻子走。中共为什么要压制我们的声音呢？因为它知道一旦我们的声音加入，就可能改变别人的看法，就可能改变舆论的主流。史天健提出的那些民意调查结果，只怕中共自己就不敢相信。否则它为什么那么害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呢？它知道那些结果靠不住嘛。
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这有个变化过程。1989年开枪时，大家都很愤怒，认为这样的政权不能容忍。那时，很少有人谈论稳定性，因为人们不认同那个政权稳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结束这个政权，中国才能有中国人的良心可以接受的稳定，才能有符合中国人正义感的安定。今天，稳定性成为问题了。不少精英开始关心和忧虑这个政权的稳定性，而且是在知道这样的稳定是通过压制无辜受害的好人来维持的。这是与许多精英开始为这个政权辩解同时发生的。我的问题是，这样一个良心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这是镇压导致的恶果。
有人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有很大提高，有的知识分子宁可说他们放弃批判是因为被政府收买了。他们往往喜欢把今天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相比。为什么不再往前比呢？如果我们再往前比一比到六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那当然还是现在好得多，但再往前比呢，和四九年以前比呢？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比今天要高得多，可那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和对政府的批评。另外再和八九之前比，那时候知识分子很风光，当时没有多少大款，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相对地位也很不错，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最关心政治，最有批判精神。怎么到了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态全变了呢？这当然是压制的结果，恐惧的结果，不是被收买的问题。我曾经说过，雍正乾隆以后，文字狱少了。但那不是皇帝变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就像马戏团里的老兽，很少再挨鞭子。
不错，中共有人也说中国要民主；但是，他们强调必须是“中国式的民主”。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邓小平说过，中国式民主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还能叫民主吗？
还有人讲台湾经验，国民党原来也专制，后来不是民主了吗？我要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很重要的区别。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国民党讲“军政、训政、宪政”，把训政即专制当作权宜之计。国民党有“还政于民”一说，它就承认它在威权期的权力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将来是要还的。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过要“还政于民”？共产党硬说它的一党专制天经地义，它的统治就是人民的统治，根本没有还不还的问题。这一区别很重要，这关系到民主化在党内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还有人说民主需要一定条件，例如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然而，像阿尔巴尼亚，像被毛泽东讥笑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民族蒙古都民主化了。那些国家并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现在，连许多黑非洲国家都进入民主化了。难道堂堂中国连它它们都不如吗？我们对中国人还有信心吗？即使我们说民主需要一定经济和文化条件，这也不能为政治迫害辩护。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条件，只需要其意愿。实行言论自由需要什么经济条件？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观点，你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关，这不就成了吗？停止政治迫害也没有什么渐进不渐进的问题。一个强盗过去一个月杀二十个人，现在一个月杀十个。你能说这个强盗在进步，在改进吗？你能说这叫渐进改革，应该慢慢来吗？不，你必须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还有人说，现在形势不好，搞民主不是时候；等以后形势好了，再搞民主比较好。问题是，如果形势好了，共产党会说，我们不是搞得挺好吗，可见我们原先“四个坚持”坚持对了，反自由化反对了，可见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可见我们不需要民主；民主还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关于民主化，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不仅市场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中国，发育市场尤其需要民主；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是伴随着私有化或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如果没有民主的监督和制衡，权势者很容易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产生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是严重问题，是腐败的最大来源。没有民主，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最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没有民主的私有化不能获得合法性，由此造成的财产再分配的现实，人民是不会承认的。现在人民没有发言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权势者抢夺属於人民的属於国家的财产，只好满足于在权势者的豪华宴席上捡点残汤剩饭，一旦他们有了发言权，他们一定会追究，要求权势者把抢去的财产退还。权势者害怕被追究，所以他们拼命抵制民主化。因此，如果中国沿着目前的改革逻辑发展，中国离民主不是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我们都能感觉到，1979年，甚至1989年六四前，搞民主的困难相对要小；今天，对统治者而言，风险大了，难度大了，以后还会更大。
第二，自由民主有其独立价值，不能仅仅作为工具用其它事物来判断其价值。人类实践表明，自由民主国家的各方面包括从功利标准看，都有更大成就；许多学者也试图解释这些成就为什么会与自由民主相联系。而威权肯定不能持久取得这些成就。但是，自由民主本身不需要其它的成就来判定价值。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譬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包办婚姻制度下也可能实现后代的繁衍、家庭的稳定和子女的教育等目标。我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其实，能不能“更好”有时倒不一定)，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由自己做主，这本身就是好的，是有价值的。
讨论：
顾为群：我觉得胡平的问题不难理解。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扼杀人的独立思考，愚弄青年，系统制造所谓只有专业技能和知识但没有思想的人才，占据中国各方面精英位置。少数漏网的有思想的精英在1989年后，或者入狱，或者不许回国，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思想界的状况很贫乏，也很可怜。那些被制造出来的大批专业人士，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勇气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地做有关正义的批判性考察，而是在专制许可范围内摘章寻句，剽窃拼凑学问。所谓批判，也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反复声明，惟恐权势者误解。他们的专业目标就是在专业领域发表文章和评选职称，偶有所得，就沾沾自喜。最初，他们还知道自己的弱点，并不去围剿有思想、不妥协因而受迫害、被剥夺位置的知识分子。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气候，有了利益，就长了脾气，开始为自己也为专制辩护；俨然以学术中立名义和学术研究成果帮助权势者围剿和扼杀有良知的独立的知识分子。
王军涛：我现在研究中国1990年代的精英中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我认为，在高压下的恐惧心理效果和收买之外，确实有其思想根源。历史上为专制寻求理由的思想家不都是惧怕和贪恋个人机会；他们的争辩理由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思想史也不全然归结为为权势者的辩护，其学术和思想价值依然受到尊重和被严肃讨论，例如霍布斯。中国今天的政治上以反对民主化为特徵的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来源，一是对动乱的恐惧，二是对西方反感而生的民族主义，三是西方自身遇到麻烦时非主流的挑战具有的刺激性吸引力。这些都不是新现象，中国上个世纪至少出现三次。辛亥革命前后，二十至四十年代，和90年代后期。这些是值得讨论和争辩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思路。□
——《北京之春》2002年12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2/100/2003715144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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