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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事實的暖昧
思想改造主要是指政治觀點的改變。思想改造之所以可能，那是和政治觀點的某些特性分不開的。我們不妨對政治觀點的這些特性略加研究。
大致上講，人們的政治觀點涉及到兩種因素：一是涉及事實，涉及經驗；一是涉及概念，涉及價值。有時，這兩者是截然區分的；不過在更多的情況下，兩者是彼此交織的。
先談前一種因素。乍一看去，人們對事實的認識是直截了當的，因而也就是無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鹿就是鹿，馬就是馬。在涉及事實時，真話假話的區别是明明白白的。所謂“事實勝於雄辯”一語．便是說明了“事實”所具有的力量。然而遺憾的是，那僅僅對於我們直接經驗到的事實才是如此。由於我們每一個人所瞭解到的事實，绝大部分都是來自間接，來自於他人的轉述，於是這裏就發生了受蒙蔽的極大可能性。
“事實”有兩個大弱點。第一是它不具有邏輯上的自明性；第二是事實與事實之間缺乏堅實可靠的邏輯上的蘊涵性。中國歷史上有所謂“燭光斧影”的傳說，講的是趙光義借探病為名殺死其兄趙匡胤。此事是真是假，誰也不能一目瞭然。這說明事實没有自明性。有句古話，叫“謠言止於智者”，意思是說，一個聰明人可以依據已知的事實，運用推理，判斷出某一未知之事的真偽。這顯然是夸大了事實的相關性。我們都知道毛澤束整人心狠手辣，但我們並不能由此直接推論出林彪的飛機究竟是自己墜燬的還是被毛澤東下令擊落的，如果没有其他的人證物證的話。這說明了事實之間並非邏輯上互相蕴涵。畢竟，任何一個個别的、具體的事實(“個别”、“具體”二詞本屬多餘，因為事實都是個别的、具體的，我這樣說無非是强調事實的個别性和具體性)都是偶然的，非系統的、非演繹的。
事實的這兩個弱點導致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後果，那就是：一件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有可能被歪曲，被封鎖，被埋没，而一個虚構的故事却可以流傳天下。這樣一來，一旦人們需要對直接經驗之外的某些事情進行判斷或者是據此形成自己的政治觀點時，他的處境就頗有幾分危險了。比如說，你親眼見到全村的人餓肚子，但報紙上却大肆宣揚全國豐衣足食，形势大好，你未必能十分肯定地識别出那是謊言。共產黨總是强調主流與支流，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分，其效應是使我們每個人都為自己直接經驗的有限性而深感惶惑，從而失去對大問題作出判斷的自信心。
共產黨專制統治有兩點做得空前徹底：一是以言治罪；一是壟斷傳播工具。所謂以言治罪的“言”，不僅是指你發表了不同的理論性見解，而且還包括你講出你親身經驗的某些事實，如果這些事實本身與“黨中央”的宣傳口徑不相一致的話。你親眼見到村子裹餓死了人，如果你講出來就可能有牢獄之災。小說《劉志丹》無非是提到了一些當年陝甘寧邊區的故事，毛澤東便說它是“反黨”。眾所週知，在共產黨專制下，講真話常常要付出極高的代價，因此我們把敢於講真話視為極高的美德。這當然揭示了一個可悲的狀況。然而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生活在專制統治下的人們，並非總是有如《皇帝的新衣》中的臣民，自己知道自己在撒謊。在更多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已經弄不清楚何者為真實，何者為謊言。有時還認真為假或認假為真。這一點顯然更重要。畢竟，人性中有一種追求真實的强烈衝動。如果我們每個人隨時隨地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撒謊，我們是會很難受，很痛苦的，我們的良心會不斷地抗議，我們會永遠處於耻辱與罪惡的感覺之中。我們不可能長期地聽任自己如此這般地墮落下去。可是，一旦我們分不清真實與謊言，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良心好比是被注入了麻醉劑，它變得遲鈍，於是我們就不再强烈的自責和内疚，我們就可以苟且地，有時甚至是輕鬆愉快地活下去了。在“六四”之後的今日，我還聽到不少人對中共過去的政績多有肯定以及對中共早期鬥争的浪漫傳說深信不疑，我不能不承認共產黨在偽造事實方面的巨大成功。
就人們反對極權統治的認識過程而言，一般來說，反貪官易，反皇帝難；反皇帝易，反制度難；反現存制度易，挣脱整個思想體系難。最後，也是最難的，莫過於克服多重謊言的彌天巨綱，重建歷史真實。
幾年前，當自由化浪潮在蘇聯再度啟動時，文化界出現了一大批涉及整個蘇聯以往七十年歷史的作品，包括對共產黨革命的頭號聖人列寧的重新描述(注意，是重新描述而不僅僅是重新評價)。一位名叫格羅斯曼的作家在他的一部短篇小說《永恒的流動》中，把列寧熱衷權力，殘害政敵，毫無人性等品質刻畫得淋漓盡致。該書的手稿完成於一九六三年，它在隐匿於作家的抽屉中二十六年之後才得以公開出版。顯然，作家寫這部小說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貪圖某種現實利益或眼下的聲名，作家衹是希望為了給後人留下一個證言。儘管如此，讀者仍然可能對此書的真實性持保留態度。現在，一般人都已經意識到過去我們心目中的那個“像水晶般純潔”的列寧的形象是虚假的，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就已經確定無疑地知道了列寧的本來面目。認清謊言是一回事，掌握真實是另一回事，它們同樣地都離不離經驗證據。但“證偽”容易“證實”難。事實的暖昧，莫過於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