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真是“心悅誠服”嗎?

    我們一向被告知說，在五十年代初期，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確是心悦誠服。不過，我們也越來越多地聽到不同的陳述。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談到，當年他和市民一道歡迎解放軍進城時，其實心底裹很有幾分不安。劉賓雁則回憶說，當年他聽到“解放”的消息後，内心並不如預期般的興奮。這些陳述是否準確呢?不錯，人在回顧往昔的心理感受時，常常會打下現時心情的投影，因而可能在無意中歪曲當初的實際情緒。但是我們也要知道，有時候，事過境遷，人們反而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在當時未曾言明或被有意無意壓抑下的某種情感。所以，我更傾向於相信這些不同的陳述。我們即便承認．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的政績頗為可觀，但倘說那時的知識份子便是一味擁戴，連内心裏都没有半點疑惑和異議，則肯定是不可能的。

    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這顯然是把政治、把批評都看得簡單了。有人說，文人天生就是反現狀的，話是過份了點。但恐怕倒有更多的真理。問題在於，没有一種政治能够真正完美到别人無可批評的地步。偉大如華盛頓、杰弗遜者，當政時尚免不了飽受抨擊。再以土地改革運動為例。如果你讚成讓貧苦農民分得土地，你是否也讚成對地主富農殘酷打擊?即使你讚成對地主富農殘酷打擊，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有多少老實能幹的農民被錯劃了成分而遭無妄之災?因此，以社會的耳目或良心自居的知識份子，無論如何也不會鬧到光知道唱讚歌的地步。

    當然，在五十年代初期，一般知識份子對新政權表示真心擁護而不去批評，有知識份子自身的某種考慮。

    第一，受傳統文化影響，有些知識份子進行批評往往是基於“為主分憂”和“為民請命”的角度。當統治者勵精圖治，當普通民眾的生活曰見改善時，他們似乎就失去了批評的立場。畢竟，在當時，堅持自由主義原則，堅持個人基本人權的知識份子並不多。

    第二，不少知識份子大概接受了共產黨的一套說詞，比如“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啦，“要分清延安和西安”啦，“一場大的革命運動難免不產生某些偏差”啦，等等。這就使得他們對當年共產黨的過錯抱一種理解、體諒的態度。

    但是，上述考慮，縱然普遍存在，它們充其量會减弱批評，决不會使批評之聲消失。再說，自近代以來，中國的文人中一向不乏以批評家自命，為批評而批評的人物，何以到了中共治下，個個都變得如此識大體，如此“負責任”了呢?

    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從中共掌權伊始，知識份子就感覺到了一種强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