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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根本不存在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好比世间不存在圆形的方， 因为一党专制和党内民主是互相矛盾的。一党专制就是一党专制， 一党专制不但意味着执政党以专制的方式治国，首先在于执政党以 专制的方式治党，因此，一党专制下不可能有党内民主；一旦有了党内民主， 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它马上就变成了多党民主或曰全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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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党专制下能实行党内民主吗？ 胡平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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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一党制下，有谁见过党内民主吗？
一直有人主张，在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实行党内民主。
有人希望它能成为多党民主或曰全民民主的替代物，有人则希望它成为从一党专制到多党民主的过渡。由于强人远去，指定接班人的办法已经走到尽头，恢复世袭制又决无可能，于是，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就成了棘手的问题。既然在今天，一般人公认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只有一种，那就是民主；所以党内民主的问题益发显得迫切，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党内民主。
然而我要问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果真有一种在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吗？我们知道，早先的苏东各国，早就有人积极主张党内民主，但是直到那里的一党专制终结，也没见有谁搞起过党内民主。按理说，如果世间真有一种叫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这种东西，早就该有人搞出个样子来了；但是迄今为止，有谁见过这种党内民主呢？
依我之见，世间根本不存在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好比世间不存在圆形的方，因为一党专制和党内民主是互相矛盾的。一党专制就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不但意味着执政党以专制的方式治国，首先在于执政党以专制的方式治党，因此，一党专制下不可能有党内民主；一旦有了党内民主，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它马上就变成了多党民主或曰全民民主。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有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呢？既然在经济改革上，可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么在政治改革上，为什么不能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让共产党员先民主起来，让党内先民主起来呢？在民主的西方，早期的民主不也都是少数人的民主，一部分人的民主吗？
答案很简单，因为党内民主在事实上不成立。因为党员资格不是一种客观的界定。过去西方国家实行一部分人的的民主，对参政权的限制是以诸如财产状况、文化程度、以及种族或性别一类客观条件为标准。这样的限定才有意义。党员资格则不然，只要你志愿加入，基层党组织又同意接受，你就可以成为党员。
你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无产者一夜之间变成有产者，更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女人一夜之间变成男人，使成千上万的黑人一夜之间变成白人，但是你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使成千上万的非党员变成党员－－只要你让他们填个表，发给他们一份党证就行了。
一般来说，所谓党内民主应该是指党员在党内确实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投票选举的权利，党内允许存在不同的派别，各派人物可以通过竞取党员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
如果共产党宣布只有党员才有参政权，那么，所有想参政的人就可能都会要求加入共产党；既然在这时党内派别已经合法存在，那么，党内各派都可能为了壮大自己一派的实力而拼命将党外人士拉入党内，而社会上的各种人都不难在党的这一派或那一派中找到自己的认同，于是，党内民主马上就变得和全民民主没有两样了。
也许你会说，大家都想入党，这不碍事，但想入党的人总得承认党的纲领，所以共产党总是能使自己保持自己的同一性。
不然。因为对同样一套党纲，总是可以给出很不相同的解释，因此，在抽象地认同党纲的前提下，党内派别的多样性完全可以达到和社会本身的多样性不相上下的程度。
更何况，如今的共产党早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早就名不符实了，因此党纲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约束力。这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想限制党的开放性，以意识形态的理由开除或剥夺党内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士，在实行党内民主的情况下根本办不到。如果它硬要那么做，那势必就要压制党内民主，势必就又回到专制党了。
我早先讲过，一党专制不但意味着执政党用暴力禁止不同政党的出现并与之和平竞争，而且还意味着执政党最高领导用暴力禁止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并与之竞争党的 权力。共产党用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是它用专制的办法治党。所谓共产党一党专制，决不是说整个共产党在对全国实行专制，而是说党内一小批领袖在对全国实行专 制，包括对全党实行专制。维护一党专制，就是要维护党的领袖们对全党的专制；实行党内民主，就等于是实行全民民主。
2，十八大代表的产生根本不合乎民主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党报党刊接连发表有关前期工作的报道，声称是党内民主的巨大进展。然而我们只要稍加考察就可发现，这些前期工作和真正的民主毫不沾边。
让我们先来考察党代表的产生过程。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报道“十八大代表是怎样脱颖而出的？——从一位农民工党员当选看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该报道记叙了农民工党员，解放军５３１１工厂机械光学加工车间车工班班长程军荣经历了“三上三下”逐级遴选的过程：
“一上一下：５３１１工厂的基层党支部组织党员推荐提名，推出人选后上报工厂党委，工厂党委对上报人选进行遴选并再次征求各基层党组织的意见，然后上报南京市委经信工委； 二上二下：经信工委召开工委会，从各单位党委上报的人选中讨论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并征求全系统各基层党委的意见，然后上报南京市委； 三上三下：南京市委先后召开常委会、全委会，从各区县委、系统党（工）委上报的人选中研究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在征求各区县委、系统党（工）委意见后上报江苏省委。 据统计，南京市委所辖的２２７１８个基层党组织共推荐７３７５名人选，全市各基层党委遴选提出了１２７４名人选，各区县委、系统党（工）委再次遴选后提出１９６名人选；南京市委研究提出该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共７名。 从７３７５名到１２７４名，从１２７４名到１９６名，从１９６名到７名。上下结合，反复比较，遴选到这里仍没有结束—— 江苏省各推荐单位共提出９０名初步人选推荐名单。根据中央分配名额和差额选举比例要求，江苏省委常委会、全委会又通过两轮差额，最终确定了７９名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提交省党代表会议选举。 此次十八大代表选举，中央分配给江苏６８个代表名额，中央提名在江苏参加选举的代表候选人有２名。这意味着，７０名十八大代表从８１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差额比例达１５．７％。” 不难看出，上述三上三下，无非共产党的老套，曰先民主后集中，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显然，这就是集中，这不是民主。
众所周知，操控选举，最重要也最常见的一条就是控制提名权。在江苏省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过程中，不论几上几下，每一轮都是要经过领导者过滤，最后还是由上级领导确定正式候选人。这就意味着，领导不喜欢的当不上代表。不错，正式代表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的，但是这里的差额，无非是在领导喜欢的人中间挑选而已。这种预先就把不合领导心意的人排除在外的选举和选举的本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比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还不如。在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好歹还允许有独立候选人呐－－起码在理论上。
3，是民主就不是推荐，是推荐就不是民主
香港《明报》引述接近中共高层的北京学者透露，强化民主将是中共未来重要政治方向。党内民主推荐的选拔方式或在未来逐步形成机制，例如由全党正部级以上官员进行民主投票等，甚至未来最高领导层也可能实现差额选举。
这里提到的“全党正部级以上官员民主投票”应该是指5月7日的那次“海选”了。据说那次投票的情况是， 300多名省部级官员接中办通知，齐聚北京。大部分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主题为何，很多人还以为是通报有关薄熙来的问题。会议开始后才知道是要他们投票，选举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这是一场很奇特的选举。没有人主动站出来参选，更没有人发表竞选演说，也没有人助选，甚至没有一份候选人名单，只有相关的资格规定。凡具备相应资格者都算候选人，想选谁就选谁。这种选法和有些村民选举的“海选”很类似，故而也把这次选举称为“海选”。 但其实，这并不是选举，而只是征集意见。因为投票结果不公布，也没有法律效力，仅供高层参考。照一般估计，得票领先的人到头来未必在权力机构中也居于领先地位，但得票挂尾者则很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把这次投票称为民主推荐是完全错误的。严格说来，“民主推荐”这种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因为是民主（投票具有法律效力）就不是推荐（仅供参考），是推荐就不是民主。
再者，民主的精髓是辩论，是言论自由。它要求所有成员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来了解各种选项的政策及其可能的结果。真正的选举总是众声喧哗的。即便在威权时代，台湾的选举也因其言论的相对开放，故而被称为“言论假期”。5月7日的“选举”却是一场哑剧：没人宣布参选，没人助选，没有演说，更没有辩论。
中共高层为何害怕辩论？因为它担心，一旦开放辩论，党内的分歧就会表面化，公开化，不同的派别就会成形，党就有可能陷于分裂。这种担心倒不是毫无根据。
我们看到，在民主社会里，一个党内部的民主选举也常常是同室操戈，毫不客气，每每造成很深的裂痕。例如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内部奥巴马与喜莱莉就争斗得很激烈。那么，他们又是怎样避免分裂，弥合裂痕，重新达成一致与团结的呢？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还要和共和党竞争。在共和党这个共同的对手面前，党内的对手又变成了同志。于是，在共同对敌的斗争中，党内选举造成的裂痕得以弥合，全党又恢复了统一与团结。假如没有后来和共和党的竞争，民主党的党内选举造成的裂痕就无法弥合，并且很容易导致组织上的分裂。
顺便一提，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外民运组织搞选举常常搞的伤和气伤感情甚至导致分裂的原因。那未必是因为他们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只有内部的竞争而没有外部的竞争。
对手和同志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对手不在面前，同志就成了对手；面对更大的对手，昔日的对手就成了同志。
党派的本来意思就是指部分。一个党的存在是和另外的党的存在互为前提的。只允许一个党存在，这个党就不是党；如果它要冒充是党，就只有依靠压制，就决不能民主。
4，寄希望于民间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说得好：不管任何时候，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和重新发展出来。譬如说，当某一个群体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也许就是那些年长者，认为他们在统治这个群体的问题上，他们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形下，民主的趋势就很可能出现。
乍一看去，如今的中共似乎早已具备了这种条件。强人已经远去，中共高层大员，谁也不比谁有多大的优势，谁也没能耐把别人轻易打翻在地；再加上有了任期制，到时候没人敢不下台，指定接班人的办法难以为继，搞世袭更是决无可能。于是，彼此的地位日趋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不搞民主，就无法理性地解决彼此间的政见分歧；不搞民主，最高权力的分配就没有合法性，就无法让别人认账服气。在这种情况下，不搞民主还干嘛呢？
当初，被软禁的赵紫阳也曾对这种演变趋势抱乐观态度。赵紫阳说：强人邓小平走了，今后中央会有不同政见者出现，从而发生互相制约。这就会走上民主的道路。可是他后来发现这个看法错了。因为高层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尽管在内部他们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但对外却一致维护专制体制，无论谁当政都一样。
笼统地说既得利益集团不合适。既然所有的统治集团都可以叫既得利益集团，何以别的很多统治集团都能够改革，能够走向民主，唯独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做不到呢？因为如今中共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与众不同。这不但是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特别庞大，更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来得不正当不合法。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老百姓也是知道的，而且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知道的。
假如没有六四屠杀，假如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进行政治改革，共产党无非是放弃它的政治特权，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他们这样做还不算太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政治改革，那不但意味着要共产党放弃它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力，而且还很可能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被清算，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不是更困难得多了吗？
总体上说，今天的中共统治集团对民主更恐惧更敌视。在这样的统治集团内部，即便有个别人登上权力的顶端，如果他们想自上而下地推动民主改革，也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无法施展。唯有和民间的力量相结合，唯有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才能使中国走出专制的泥潭。
从党内民主入手，进而带动党外民主，社会民主。这种思路很诱人，但是不实际。如果我们懂得了，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无非是坚持党的领袖们的领导，坚持党的领袖们对权力的垄断，那么我们就该知道，对于这个“党的领导”而言，来自党内的反对力量并不比来自党外的反对力量更容易接受。换言之，党内的反对派要争得自己的正当存在权利，并不比党外的反对派更轻松。事实往往是相反的。权力的削弱有如磁力的削弱，首先摆脱其控制的是在其外围而不是在核心。例如台湾的蒋经国时期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外的，社会的反对力量，包括反对党，也都是先于党内民主而出现而取得合法存在的。我们寄希望于民间。
—— 香港《大事件》首发，2012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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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0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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