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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重新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看法似乎很有根据。六四后，改革全面停摆，接下来，国际共产阵营崩溃，苏联解体。中共当局十分紧张，无所适从。党内保守势力抬头，打算用反和平演变取代改革开放。就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南方，沿途发表讲话，强调要加速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并提出“不争论”；从而再次为中国的改革拨正了航向。
凑巧得很，就在1992年1月18日这一天，一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和流亡人士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主题是“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会上，陈奎德博士提交了一篇论文，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陈奎德断言，中国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进一步走资本主义。
也许不少人会纳闷，为什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陈奎德就看出，中国非但不会停止资本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反而会加速这种改革的趋势呢？其中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过去中共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劳民伤财，效益低下，八十年代开始的引进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成效显著，因此，停止改革是没有出路的。那么，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共当局陷入彷徨，对于还要不要继续经济改革举棋不定呢？那无非是他们担心，经济的自由化会引起政治的自由化，从而威胁到一党专制。可是，既然六四屠杀已经严重地挫败了党内外的自由化力量，中共政权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谅视民间暂时没有可能发动有效的反抗；因此，共产党就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倒可以比以前更放心大胆地走资本主义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里提到不问姓社姓资，不争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就在南巡讲话之前的两三年，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要继续争论。例如在89年5月，邓小平还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这中间的道理也不复杂。早先强调分清姓社姓资，是为了给镇压民运找借口；现在镇压已经完成了，原来的借口也就可有可无，束之高阁了。
我们知道，邓小平说的不争论，主要是针对所谓左派。邓小平说，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按理说，所谓右，也就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力量，才是对一党专制的根本挑战，为什么到了92南巡时，共产党不怕右反倒怕起左来了呢？那就是因为右的力量已经被打下去了，短时期内成不了气候，所以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既然当局要加速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而又不得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招牌，这样，它在左派，也就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那一派人的攻击面前就很尴尬很被动，理论上不是对手，所以只好高挂免战牌。
再有，直到六四之前，围绕着经济改革的问题，陈云被视为保守派，总是和邓小平不同调。然而六四之后，特别是92南巡讲话之后，中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了，陈云反倒不唱反调了。这说明，早先陈云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异议，与其说是出于经济，不如说是出于政治。早先，陈云一派人是担心，如果在经济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在政治上就无法拒绝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之后，政治上的自由化危险已经不复存在，经济上的自由化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所以，到了六四之后，到了92年南巡之后，陈云反而和邓小平一致了；甚至包括李鹏，几乎所有在位的中共领导人，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都一致了，都不保守了，都成改革派了。
综上所述，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既然是发生在六四屠杀后自由民主力量遭到严重挫败的背景之下，因此毫不奇怪，由南巡讲话所发起的资本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必然沦为权贵私有化，必然沦为中共在暴力威慑下的第二次大抢劫；建立在这样基础的中国崛起，必然会强化专制暴政，而极大地不利于自由民主，甚至成为对全世界的人权与和平的巨大威胁。在20年之后，我们应当对邓小平92南巡讲话给出这样的评价。
《北京之春》2012年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40/2012123195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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