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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无非两种： 一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一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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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之死──文革期间自杀现象研究 胡平 2001年7月17日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12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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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中自杀的人太多了，几乎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讲出几件自杀的事例。然而，直到文革后三十五年的今天，我们却还没有一个文革期间全国自杀人数的粗略统计，更不用说比较准确的数位了。也许，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资料，中共当局长期压制对文革的调查研究，再一次造成有意识的遗忘，三十年的光阴足以使许许多多平凡人的故事湮没无闻。 文革期间，有很多人自杀。这本来不足爲奇(!)，因爲在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很多人自杀，譬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自杀，在镇反中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自杀，在三反五反中有很多资本家自杀，在反右中有很多知识份子自杀。文革的与衆不同之处在于，在文革中，除了有很多地主、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资本家、知识份子自杀之外，还有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老革命、老干部自杀，还有很多共产党的知识份子以及追随共产党并曾经得到共产党赏识重用的知识份子自杀(固然，在先前的政治运动里也发生过共产党干部或党内知识份子自杀的事例，但爲数较少，通常也不被外人所知)。 在写于一九八六年的《罗总长蒙难纪实》一文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讲到: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和许多读者一起读到了苏叔阳爲纪念老舍先生逝世而写的剧本《太平湖》。当我试著以同样的方法去设想当年父亲在作出同样的举动的心情时，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这是父亲和老舍先生之间的区别，还是事实和作者想象之间的区别。 过去我们把这种行爲称爲:‘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现在，我们当然不再使用这种概念了。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以死抗争’、‘以死来唤醒’，是不是让‘人们看见我的尸首，必会仔细地想象......这是爲什麽?这些个问题闷在人们的肚里，总有一天会吐出来，会响起一个闷雷，那时候，就会要你的好看’。还有:‘象我这麽个人，不能白死。我得死个轰轰烈烈，得死出个响动来。’(《太平湖》中的老舍先生语)作爲后来者，当然不妨这样去看待老舍先生和其他在那个黑暗年代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社会精英的死。但是假老舍先生之口说出这些话来，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妥。甚至还会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冲淡这种死亡的真正残酷性。” 罗点点说得不错，苏叔阳假老舍之口讲出的那番话是不真实的，是不符合老舍自杀时的心理状态的。老舍自杀并不是想造成一种“响动”，并不是以死抗争，以死来唤醒民衆。老舍是作家，是多産作家，他以文字作爲自己的生存方式，如果他真要以自杀这种最后的行爲向世人传达某种资讯，他不会不留下遗书。老舍是有时间、有机会写遗书的，因爲在当时，老舍还没有被关进牛棚或监狱。据说，在8月24日那天出门的时候，老舍身上是带著纸和笔的，有人看到他在湖边呆呆地坐了很久。然而，我们知道，老舍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老舍自杀丝毫也不“轰轰烈烈”，老舍是悄悄地、默默地离开人间的，直到他的尸体浮出太平湖面，人们才知道他的自杀。 如果说老舍由于没有留下遗书因而我们很难了解他自杀时的心理状态，那麽，另一位著名的知识份子倒是在自杀前写下了遗书，从而爲我们今天的研究与思考提供了珍贵的证词。我这里指的是邓拓。邓拓既是一位著名的知识份子，又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文化革命以批判吴焓的剧本《海瑞罢官》爲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作爲“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缢身亡，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例如，他解释道，《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産量的现象，不是反对大跃进，攻击总路线，《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爲而写的批评，不是“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邓拓说: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麽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分，邓拓写道: 作爲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著敬爱的党，向著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産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样:“曾经写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应该不是软弱之辈。再从他在《燕山夜话》中表现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见解看，他也决不会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遗书中他竟充满激情地高呼‘万岁’，实在使人感到悲哀。”(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p191，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所谓愚忠，是指对昏君暴君仍然坚持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忠诚并不是无异议地支援君主的任何行爲。恰恰相反，忠诚意味著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著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提意见，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震怒，忠臣绝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复申述自己决无反叛之意或背离之心，更重要的，是他绝不放弃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忠臣绝不否认他和君主之间存在著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始终坚持认爲自己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认爲君主的某些主张或行爲是错误的。 不妨以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爲例。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话是“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爲你是不正确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叫家人爲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著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爲什麽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效忠呢?所以，后人常常把这种忠诚称爲“愚忠”。 根据上述对忠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愚忠的说明，我们不能不指出，象邓拓在遗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其实还算不上愚忠。假如说在写《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时候，邓拓确实是在冒著一定的风险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规劝毛泽东的话，那麽，当他遭到党中央的批判，遭到毛泽东批判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批评立场。邓拓不但否认他是“反革命”，而且还否认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意见分歧。邓拓在遗书里竭力缩小、以至于根本否认自己持有某种不同政见，竭力否认自己和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任何不一致。遇到实在无法否认这种分歧的地方，邓拓就承认是自己的认识不足，是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而不是理直气壮地指出党的错误、领袖的错误，因此他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顺从，是无异议的顺从。邓拓当然是受迫害而死的，但是，我们很难说他是爲了坚持真理而死的。他坚持了哪一条真理呢?他不是把自己原来提出过的真理几乎都放弃、都否认了吗?这才是最可悲哀的啊!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産极权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制度的重大区别。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爲臣者还多少有一点批评君主和发表异议的言论空间。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反对君主的错误不等于反对君主，相反，它可能还是忠于君主的表现。这个原则君主也是承认的。因爲君主并非真理的化身，君主并非因其正确才成爲君主的，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天意，来自血统，或者乾脆来自打天下坐天下，不是来自绝对正确，君主并不等于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这就爲批评君主留下一定的空间。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现代的“忠诚的反对派”，理由即在于此。只不过在古代，臣子批评君主并未确定爲一种权利，因此是没有保障的。 共産极权专制却不同。在共産极权制度下，最高领袖的权力据说是来自于领袖的伟大正确，来自于他是真理的化身或曰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最高领袖就成爲不可批评，因爲对领袖的任何严肃的批评，都意味著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麽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正因爲共産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体制、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除非与之决裂。由于邓拓未能否定制度，结果只有否定自己。邓拓自杀是深刻的悲剧，但这里的悲，是悲惨，而非悲壮。读邓拓的遗书，你不能不痛感这麽优秀的一个人竟然死得如此窝囊。 我否定了邓拓自杀具有真正的抗争意义，决不是否定邓拓的高尚品格与卓越才华。我只是要揭示出邓拓自杀的全部残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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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1/3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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