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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的八九民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也是世界历史上参与规模最广泛，参与人数最衆多的一次争取自由民主的和平运动。当“六四”的枪声响起，成百上千的民衆倒在血泊之中，那立时激起了世界舆论一边倒的谴责抗议。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六四”过去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来，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全球民主大潮的冲击下，中共专制政权始终处于危机之中。无人怀疑，中国大陆也必将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共的持续高压下，确有不少人从八九的立场后退、动摇，有的甚至转而向专制靠拢。导致这一暂时现象的原因很多，我这里只讲一个问题。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曾经指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只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
所谓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换成现代术语，就是指政权的合法性。按照儒家学说，一个好政府应该实行仁政。这话讲得不错，可是，想当统治者的人成千上万，个个都声称自己上台后一定行仁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麽，到底应该由谁上台执政才合适呢?很可惜，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自己的原则。在现实中，这就很容易导致各派政治力量你打我杀，不择手段地争夺最高权力，成则爲王败则爲寇。
衆所周知，在中国，连“君权神授”的观念都很淡薄。诚然，每朝每代的统治者无不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天意，因此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天意从来高难问”，任何造反者都可以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类旗号实行武力夺权。只要成功了，就是“天命所归”了。的确，古人很讲忠诚，讲气节。所谓“忠诚”，当它落实爲一种形式化的规定时，就是“不仕二姓”--和女人的贞节就是“从一而终”相对应。然而，对于一个有过多达二十四史，也就是改朝换代不绝于书的国家来说，“不仕二姓”的原则虽然在口头上一直备受尊崇，但在现实中却屡遭捉弄，早就被视爲迂腐，并没有多少人把它还当真。久而久之，这就使得不少中国人在政治上变得缺少原则，缺少操守，更有甚者，有奶便是娘，人尽可夫。
例如明清之际，头几年国人还同仇敌忾，浴血抗争，没多久大家便齐呼万岁，开口“我朝”闭口“大清”了。就连那个当初靠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手段强加给汉人头上的大辫子，时间长了，竟被汉人视爲自家国粹。至于当初那些出于忠诚，出于自尊，出于高傲，或者仅仅是出于美感而拒绝剃头的人，他们滚滚落地的人头，如果死后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许多被压迫者那里会有一种和压迫者认同的心理倾向。压迫令人深感屈辱，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忘记屈辱，把屈辱不再当做屈辱。这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麽困难。被强奸当然是痛苦的，但如果你把它当成做爱，那感觉不就好得多了吗?既然强奸和做爱在生理上很接近，唯一的差异是在心理上，在意愿上，如果你自觉地调整了心态，变抵抗爲顺从，甚至变厌恶爲迎合，两者不就差不多了吗?于是，强奸一次是强奸，强奸两次就成了夫妻。只要人们普遍地缺乏合法性的观念，他们就不难从屈服于高压转而认同于强权。鲁迅感叹国人缺少韧性的抵抗，这至少是部分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专制政权治理得还不错(真是不错吗?)，我们爲什麽还要坚持抵抗呢?问题是，治道的问题不能取代政道的问题，政绩不能取代合法性。如果你当初是被强暴成亲，尔后发现对方还真的不错，那麽，你就更应该向对方索回自主的权利:我可以自主地选择你，但前提是，我必须要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必须要拥有我自己。
八九民运是爲了争取自由民主。所谓自由，就是坚持个人基本权利，它涉及的是“政府应该统治到什麽程度”。所谓民主，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应该由谁来统治”。政府必须建立在民意之上，只有通过选举得到人民同意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表明，本来大家都是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但这种理念在不少人那里还很不明确，很不坚定，因此在持续的高压下容易动摇，容易放弃。只有进一步强化权利意识，坚定民主理念，中国民运才可能获得再出发的强劲动力。
——原载《北京之春》
2001年6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1/5/20037272105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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