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前，邓小平还十分强调姓社姓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出现百万富翁阶层”。然而今日中国，却早已是两极分化。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警戒线。今年5月，李克强讲话，承认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多达两亿的贫困人口。但与此同时，中国不但出现了大量的百万富翁，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根据今年10月公布的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翁（不包括港澳台）人数已经超过美国，达到596人。相比之下，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亿万富翁人数才只有537人。而且我们可以断言，胡润富豪榜的这个数字还是缩了水的，因为还有不少高官家族早已是亿万富翁却榜上无名。
必须看到，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大部分中国富豪的巨额财产，既不是来自历史上的积累与继承，也不是来自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靠权力巧取豪夺。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在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没有带动政治改革。
事实正好是反过来的。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
2012年11月，《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中国若政党轮替，整个社会将大动荡”。社评说：“政党轮替在中国之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政党轮替只是权力轮替，而中国一旦发生'轮替'，触动的决不仅仅是权力，而是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和大动荡。”。《环球时报》这篇社评不打自招，道出了中共当局做贼心虚的深刻恐惧，也道出了他们对人权与民主的强烈敌意。当初他们是持枪抢劫，如今东西抢到手了，他们怎么敢把枪放下呢？
中共当局深知，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其实就是建立在残暴的专制高压之上的。当广大人民还慑于专制高压的淫威，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或者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拾取一点残羹剩菜。可是，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可以想见，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或松动，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分配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
在这一矫正过程中，势必将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
既有的财产分配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不短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和未来中国这场经济乱局相比，俄国和东欧等国曾经出现的所谓经济乱象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共当局的如意算盘是，继续采取目前这种改革路线，继续权贵私有化，只不过在掠夺瓜分之余也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并凭借现代化的国家镇压机器，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然后经过几个世代，不法之财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
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又假如中共专制政权居然挺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
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因此，要避免出现上述危险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现在就加紧推动民主进程。不错，在眼下争取民主化，阻力很大，风险不低；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推迟抗争，只会使阻力更大，风险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