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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初期，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一顿饭，没给钱，其实是给了的，是给的太少。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不是民间，而是官方媒体给捅出来的，可见当时朝野对腐败的容忍度相当低。1989年，大家都知道，就两个口号，一个“要自由要民主”，一个“反腐败反官倒”。当时很多官员也赞成这个口号。
当时是那样的情况，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民腐败。关键，就是“六四”。
“六四”之后，中共通过了一个决议，整顿公司。首先从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整起，从康华公司开刀。邓小平当时也觉得，这是个问题：腐败激起这么大的民怨，自由化分子就是利用我们的腐败来煽动民众，反对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克服我们的腐败。所以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但是干了一段，他就不干了，他想明白了。他原来是看到腐败激起民愤，那么多人起来抗议，但他想明白了：原来我们不敢腐败是怕人民上街嘛，现在谁还敢上街？既然没人敢上街，我们还怕什么呢？那个决议马上作废，马上变本加厉地腐败。当时两种说法：一个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另一个是，“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稳定”。这个话也对呀：过去靠理想的支撑，现在当官的人，你不给他捞取个人利益的机会，他干嘛要支持你、维护你？从江泽民身上看得最明显：他作为一个弱主上台，憑什麽赢得大佬们的支持？就是给你腐败的机会。
包括党内比较自由化的那一派官员，虽然政治上被迫靠边了，但是很多人的子女还是被分到了一定的腐败的机会。这就减少了高级官员中的离心力，也减少了对江的权力的挑战，大家都忙着发财了，政权就这么稳定起来了。
另一方面，腐败成了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润滑剂。因为经济改革总是意味着政府要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给社会、让给市场，那么官员当然不高兴了：但他一旦发现，自己可以利用改革之机上下其手，大发其财，那一个个全都成了改革派！“六四”之前，中国经济改革还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到了“九二南巡”之后，按理说，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可是，党内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反而没有了！陈云也不是保守派了，李鹏也不反对了，全都成了“改革派”了。20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没有唱反调的。道理很简单嘛，陈云李鹏他们原来为什么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他们是担心经济改革引起的政治后果：对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都否定了，都搞资本主义了，那么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还坐在这儿？“六四”一过，人都杀了，谅你也不敢反抗了，无所谓了！所以就“不问姓社姓资”了嘛。
共产国家搞经改，起初都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之内改革，小打小闹，还问题不大，如果你要突破社会主义框架，明明白白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意味着你对整个共产革命的彻底否定。你的功绩全成了罪恶。东欧那些国家就很明显，为什么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因为走到那一步，就得回答，是不是我们要走到资本主义那儿去？走到那儿去了，上上下下，就没有谁还保持社会主义信念、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当民众起来时，他们就杀不了人了。杀人要狠得下心，好歹得有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要相信自己是对的，既然认识到自己错了，怎么还能杀得下手？
共产国家中为什么其它国家都没有搞出“中國模式”，因为他们迈不过这个坎儿。“六四”刚杀人之后，邓小平讲话，反覆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杀人的唯一的理论根据。“六四”时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那么远，如果当时改革进展得更快、更彻底一点，动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搞下去了，社会主义信念就真要崩溃掉了，中国发生八九民运那样的事，主张镇压的人就少了。但是经济改革并没有走到那一步，“六四”发生了，杀完了，他们也想明白了：原来的顾虑都不需要了，可以“不管姓社姓资”、不管腐败不腐败的问题了，资本主义反而可以走得大张旗鼓。南巡就是这样出来的嘛。一般人当然都欢迎南巡了，因为要回到毛路线，不是更不好吗，经济发展起来总是好事吧。他们对经济改革就都变得积极了。而西方国家本来就有成见：以为只要你市场经济發展起来，中产阶级发展起来，政治上就会逐步开放，自由民主就实现了，所以对中国在“六四”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表示欢迎态度。因此中国的路走得很顺，这也就有了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不仅是说你中国穷，劳动力廉价，而是政府有意识地压制民众的基本权益。民众没有任何集体抗争的手段，权贵们剥夺起来才肆无忌惮，有了很大的优势。
政府如果是铁腕统治，政策的连续性很強，大家就都很放心。而像东欧那些国家，开始了政治改革，又进行经济改革，政策变化很大，今天这么办，明天那么办，没有一个总理做满了任期。外资当然就望而却步，大量投到中国——中国就这么发展起来了，腐败也就泛滥成災了。从对腐败零容忍，到一下翻过来，而到翻过来到一定程度，反腐败就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好比大家在街上看游行，有人踮起脚来，自己看得更多，却妨碍别人看了；大家都踮起脚来了，谁也不能比别人看得更多，徒然增加疲劳。如果开头踮起脚来的人比较少，大家制止他，要他不要踮脚，比较容易，被吆喝的人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你不再踮脚，只是失去了你本来不应该有的利益，但你并没有失去应有的和别人一样的利益；但一旦踮起脚来的人多了，你要他们不要踮脚，就谁都不干了，别人踮脚我不踮脚，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谁不踮脚谁吃亏，不止是失去本来不应该得的利益，就连应该得的利益也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厌恶腐败，又人人不得不腐败。腐败是要分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的。腐败到一定程度了，一定会把所有人都卷进去。这种情况我们早就经历过，“文化革命”后期，我们当知青的，只要你还有点点本钱，谁不去给社队干部招工人员送礼啊？包括卖身。那是不可能制止的，每个人都这样做呀。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忘记了原来我们怎么想的。“4·26”社论刚出来时，学生上街游行，反对社论所说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说法，那时，所有人对社论都不以为然：我们悼念胡耀邦争自由民主，怎么是“动乱”呢！但是现在你要在中国提倡民主，担心动乱的人就多了。这说明社会变化太大了！如果1989年这一关过去了，大家都不认为会乱，那就不會乱。现在的社会矛盾这么深，基本共识断裂，官民对立贫富对立严重，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候忧虑社会运动会导致动乱，就不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经历过1989，看到过1989，当时我们怎么想的？现在又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六四”就是一个关键。“六四”造成的深层影响和后续效应，就有了今天的一切。
谈到对毛与邓的评价，我认为，就像地震，毛是八级地震，邓也许只有六级，但是八级地震造成破坏尚在恢复，这个时间又来一个六级地震，就成了叠加效应。邓的恶，肯定比不过毛，毛的罪恶，要比邓大得多。但是叠加，造成的后果就严重了。两次地震的震法还不一样，一次是水平方向，一次是垂直方向。第一次地震有些东西还能保留下来，又来了个不同方向的地震，就没有完整的东西了，全成了碎片。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比“文革”还要糟糕，叠加效应，互补效应，造成了全面的摧毁。到了今天，我们哪怕再乐观的人，想到明天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巨变，我们对巨变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敢有多乐观。这与我们二十几年前对前途的估计完全不一样。在這一點上，不是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是事实确实发生了变化——就在这二十几年中造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