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反对运动”要仔细划分，它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只叫“异议运动”： 他们就是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它不叫民主运动，因为它没有大量的 民众追随、参与，他们这个“异议”也可能有很大影响，当然多半都 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一定要把别人召集得 上来，跟着你一块干，明确表示支持你，这才叫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
|
|
|
【時政۰观察】选择更多年份： |
||
|
|
|
异议运动与民主运动 胡平 2015年10月27日
|
|
对“反对运动”要仔细划分，它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只叫“异议运动”：他们就是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它不叫民主运动，因为它没有大量的民众追随、参与，他们这个“异议”也可能有很大影响，当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一定要把别人召集得上来，跟着你一块干，明确表示支持你，这才叫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这种运动是非常少见的，苏联其实没有过，苏联只有不同政见的活动。中国倒发生过一些。从这个角度讲，子明他是相当成功的。共产党对他监视，那也是后来监视得紧，开头监视得并不紧。想想看，他参加西单民主墙运动，并没有妨碍他后来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墙都给封掉了以后考的研究生；然后，也并没有妨碍他去下海，干那么一大摊事。要知道要干那些个事，是很要些影响、很要些关系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他不是街上卖大碗茶的，本来就是个边缘分子；他搞的事不一样，那不是光靠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会关系。这说明体制能够容忍你，对你不是特别忌讳，如果他对你特别忌讳，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见当时——在 1989 年“六四”之前——子明能够在体制下做那么多事情，活动余地那么大，除了他个人能干，当时有这种生存空间，是很难得的。
后来，“六四”来了，大潮一卷，全军覆没，跟以前做的根本没有关系。包括知识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没怎么掺合——香港的事也是一样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几个最坚定分子。一旦倒过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里的人都跟着倒霉。特别在中国这种情况下，那么大的翻盘，之后才会形成后来这个局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运再也发动不起来。只有维权还有个规模，那都是突发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而以民主作为诉求的民主运动，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像青年学生集中的学校里，就基本上再也没有发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学生都动不起来，别的社会阶层基本都不太可能动起来。像你签字请愿啊，零八宪章啊，那都叫异议运动，不叫群众民主运动——不就是你们这些异议人士自己吗？你并没有把别的人，一般的普通人卷入进来嘛。
“六四”以后20多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没有民主运动了。而且都很难想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一帮人再搞起来。
维权运动之所以能搞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的诉求低，而且确实没有政治性。参加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性，政府也知道他没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相对不是每一次来就一定要镇压，并不是一有群体事件就扼杀在萌芽中，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要看情况，看要怎么处理解决。也就是说，维权运动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就在于它的那种非政治性。你现在很难想象在中国哪个地方，把自由民主这一类的东西当作他的直接诉求目标，居然可以在当地集中起成千上万的人。很难出现这种局面了。
当年我们竞选的时候，都知道，竞选人民代表本身没有一点意思，就是想证明我们的观念在学生中是占上风的。军涛不在乎，军涛年轻气盛嘛，他说选不选得上都无所谓，他本来是百分之百选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选上，很简单，你要没选上，那边就说了，“学生中间虽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大多数同学，怎么怎么样”——那话就来了。你选上，他这话就说不出来了，你非得要成功，给他看，他没话可说嘛。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包括子明也是，在那种场合下，显然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说出来，全都说出来，学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时要把自由化的东西基本上都点出来，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远了——你要别人投你的票嘛。不仅要吸引与你一样坚定的人，还要吸引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认识不那么清楚的人，只有他们也参与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够的多数票嘛。
“六四”之前本来这些都很清楚，大家都摸索了一些经验。“六四”之后整个一个大翻盘，使得人们整个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温和与激进）“都一样”，说“许志永不是很注意吗？浦志强不也抓了吗？” 可见“全都一样”。当然这不一样！许志永毕竟搞了那么长时间，浦志强毕竟搞了那么多年，跟突然冒出来造成的影响力，毕竟不一样。有了一段时间的存活机会，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传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响。
我一再强调，这和你发表不同政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体制内的空间大，一辈子从体制内寻找发表空间，那你就得将就着受他的审查；但是“不同政见”，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见解和别人不一样，见解有超出他的成分——尽管你在中间也可以做很多调整，让检查官员一下子看不出来，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以发表不同政见作为你的目的的话，你并不把在一时之间能够得到多少人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问题说得好，说得尖锐，说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数人懂了呢，只有少数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为有这少数人看就够了，他们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头上的人，对参加运动很重要，但是对于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众运动，你要造成那种风潮，那你就一定要考虑怎么能让其他人加入进来，怎么公开地表示——不是肚子里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说话的时候表示，而是明确地表示要支持你。这件事情，“六四”之后始终很难办，一方面当局比过去更敏感，压制的时候更不在乎借口，而过去总需要一些借口。另外，主要是民气——少了那种声势。大家实际是处在失败主义情绪之下，觉得什么都干不成，觉得干什么都受压制一定是必然的。
失败主义就会造成自我实现：既然参与的人那么少，官方打压起来当然就很容易，到时候他就反过来证明，“我跟你说了吧，你看，搞不成吧！” 其实如果他们大家都参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难打压，这也是个自我实现嘛。
“六四”之后这20多年，其实有些空间是比“六四”之前更大了。不说别的，1979 年审魏京生的时候，刘青他们不就偷偷带了录音机进去，整理了印出来，街头巷尾散发，就给抓起来了吗？现在哪儿审个什么异议人士，你看一大帮人跑了去了，门口站着，拉个条儿，把他们法庭上的答辩词到处散布......相比起来，当局的反应还不如1979年来得更狠，来得更快。1989年以前，几乎没有对这种具有政治含义的审判能够公开上街、扯条表示反对的。但是问题是，老百姓没有这种跃跃欲试的劲头了。其实，大多数人总是抱着一种成功的希望，他才会走出来的——少数人可以不顾这一切，多数人他一定是有这个希望在里头才会去。现在他没有这种希望了，而没有希望，他就不出来，不出来就更没有希望——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群众运动，说到底就是比规模。1989年那次有什么了不起？提的口号比1979年那时还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过去几十个几百个人，现在变成是全中国几千万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占中提的那个口号也很简单，而且没说反对中共专制统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国大陆现在有规模的、能真正对当局造成压力的民主运动，25年过去了，没有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看不出来有好的情绪冒出来，那种参与的热情，对自己力量的一种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讲，现在讲上世纪80年代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人家说 80 年代也没什么了不起，赵紫阳没讲什么政治上了不起的话，胡耀邦也没讲什么，那时候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也不怎么样，还比不上现在说得狠呢，因为现在至少，意识形态上，原来那一套松动了嘛，控制比原来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么一股劲头，我们是过来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势头在那儿，走到哪儿去，都感觉到有一股东西在往上头冒、往上头冲。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压制，你发现你是很受欢迎的。而学生啊年轻人啊，整个地都有那么一种劲头在那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1989年刚刚一开年，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这么认为。那就是你看得出来，感觉得到嘛。这个很难描述，因为它没有哪个社会学经济学的可量度的指标，根据那个指标，达到三了，达到二了......没有那个东西，你找不出什么。民众的情绪，又没有特殊的表达方式，所以你没有指标，没有量度，但谁都能 感受到，那个时候和现在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在一种社会整体气氛上的不一样，而现在，你感受不出中国有这种气氛。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这种人，英雄就无用武之地了嘛。
在80年代末，军涛他们开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后来介入了。这事我没有跟他细细交流，但是我推想，实际上很简单：第一，他们正是多年做这种事情的人，他们很清楚，不会低估当局那种压制的力量。他们也知道当局中有些人也比较开明，他们也知道这种开明会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才会采取那种态度，因为他们不太相信就靠这么着，就能够让当局做出你们所要求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认为，和执政的、体制内比较温和的改革派的一种配合是必要的。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对他要求太高，你不能动不动就问，赵紫阳怎么不能当叶利钦？你对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么想嘛。
如果这么一看，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态度，就是挺有道理的，正是对友军、对敌军有个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确的算计。到头来，结果就是我们看见的，一旦失败了，所有的人，不管你当时温和不温和，都受到牵连。那没怎么受到牵连的，有的是离得太远，有的赶快回去写检讨、去认错去了。
我们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较深的人并不是当时卷得很深的人，但是他不认错嘛。到后来当局也知道，参与的人那么多，叫你认个错也是假的，你糊弄一下，反正给他个面子，但他要这个就够了——你说“我参加动乱，我不小心，我错了”，那他就放你一马。有的人参与得很有限，但他始终不认错，那就是永远过不了关。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参与得并不深，但仗着他参与不深，个性又强，他就是不认错，那边看你既然不认错，那就不能让你过这个关，就一定给他一个在此范围内最严厉的打压，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很多卷得很深的人呢，摇身一变，痛哭流涕一番，也就过去了——当然当局也还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到非抓你不可的程度了，那你横竖是打击对象。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这种分类。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对他们指责，说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去天安门是统战部派来的，“你搞统战！”又把统战想得很坏，搞统战就是坏事，于是军涛和子明成了坏人了。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当时他们不就是主张撤嘛？主张撤，阎明复他们有这个想法，也许赵紫阳有这个想法，那以后事实证明他们是好人。当时谁最不愿看到学生撤呢？李鹏肯定最不愿看到学生撤了，那你怎么不说坚持到底的人是李鹏派来的呢？——他那种逻辑，永远是左的吃香嘛！
没有人从道义上去指责那些人有什么不对，而子明、军涛他们已经付出这么大代价了，这些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以自己的坚贞不屈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他们还要遭受名誉上的最大损害，说“你们是共产党”，这连起码的公平都没有了嘛！那些人当中，有人后来也不干民运了，闷声发大财，回到中国成了座上客，那些态度坚定的人、爱抓特务的人，谁去抓他这个“特务”了？
我们永远看到一些人在道义制高点来骂子明，反过来，对那些真正祸国 殃民的人，从来是宽大，只要他调子足够高—甚至，只要你原来那么高，后来变调都没关系——对那些人有那么大的容忍度！你说，要是子明、王军涛真去发了大财了，那还不把你脑袋骂破了？因为你原来就这个表现啊，正好连到一块了！他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这个想法不纠正，就不会有第二次运动，不会有了。我们经历过，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我们该清楚啊，不是唱高调就能解决问题的嘛。20多年过去了，老说“高潮要来”，而且说“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么回事嘛。这个情况我们都经历过，特别经历过毛时代，都知道的嘛。毛时代过去，毛垮台了，新的人上来了，至少没以前那么权威了，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才比较敢于说话，在毛时代敢于说话的人就要少得多嘛。不是压迫、不是苦难，而是人们的希望，是唤起人们站出来行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要看到希望。要是打压太紧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他就放弃了，尤其是放弃抗争他也能过日子，甚至还能过得不错，那他干什么要站出来呀？如果他没有退路，放弃就是死路一条，那又另当别论了。人的这个情绪应该是很清楚的。
所以，从子明的去世，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来。这个不仅是关系到对子明个人的历史定位、对他的评价，也是对中国整个民主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检讨。而且这种检讨，不是个纯学术的问题，关键是对今后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响。这25年来我们都在受到这个影响，不能再看25年了。
如果再过10年，那种情况还不出现的话，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将来中国可能会变化，但那是从别的角度出来的变化：上面自己打起来啦，出了戈尔巴乔夫啦......等等，但是不可能从民运推出变化了，不是我们大家原来一直以为的、期望的、来自民间的、来自体制外的、来自社会包括青年学生的，主动参与，主动推动，敲开了整个变化的第一步——这种场面就不会出现了！也就是说，随着“六四”的失败，这个就从此画上句号了。当时有多么轰轰烈烈，它的失败可能就会有，多么惨重，惨重到以至你过了多少年之后，再也不会有了，你才会知道那次的失败有多么惨、创伤会有多么深。我想借纪念子明的这种机会说说这些想法——恰恰就是子明，坐牢坐这么久，坚持扛着，就不认这个错，出来之后又一直这么受打压，居然有人还从道义上去指责他，这简直岂有此理嘛！这种毫不负责任的东西，对中国整 个异议运动和民主运动有多么大、多么大的危害！我想军涛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此文是胡平在2014年10月28日中国研究院陈子明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收入徐晓主编的《殉道者－－缅怀陈子明》一书）
——《纵览中国》2015.10.27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61394 |
||
|
【時政۰观察】选择年份： 【读书۰评论】选择年份： |
||
|
last updated 10/28/15 22:4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