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七九年“民主墙”运动期间，北大校园贴出一篇名爲《火》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上海的曹冠龙。故事的内容是，某高干患有严重的眼病，想做器官移植手术，换一双年青健康的好眼。于是，公安局就把一个打成“反革命”的小伙子处以死刑。最残酷的是，爲了确保被移植的眼睛鲜活，执刑者和医生一道，竟先动手挖出小伙子的双眼，然后再把“犯人”枪毙。后来我见到作者曹冠龙，当面向他求证。他告诉我确有其事，只是小说做了艺术加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死囚器官移植之事。
1978年4月30日，江西女教师钟海源因声援此前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枪决的李九莲女士，也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在刑场上，行刑者只在钟海源后背上打了一枪，随即将她带走，开刀剖腹，取出肾脏，然后移植到一个患者身上。和我同名同姓的江西作家胡平，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发表在1989年北京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第3期上。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披露死囚器官移植。
关于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说，在未经死囚事先同意或死囚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以用于他人做器官移植手术，这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此事在西方媒体曝光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明显地违反了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和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医学界人士则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
然而在中国，却有不少人为死囚器官移植这种做法辩护。广州中山大学的两位器官移植医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死刑犯死了，他们的器官与身体一起火化掉，不是浪费了吗？人死了就成了一个物，我们利用废物...。”他们的观点和上述西方人士的观点是如此不同，人们不能不追问：这是否反映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的价值观的不同？是否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先谈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同样是判处死刑，执刑方式还分门别类，很有讲究，从服毒、绞死、斩首，直到凌迟。有些执刑方式，目的是给死囚制造更大的痛苦。有些执刑方式则表示给死囚的人格更大的侮辱。若单从临终的肉体痛苦而论，被砍头和服毒或绞死大概没有什麽差别；但是，从对死囚的人格尊重来看，保留全尸和身首异处显然大不相同(国人很看重全尸)。这里，就不用再说挖祖坟和鞭尸的象征意义了。由此可见，中国人幷不把尸体看成物；如果说对不同的死者，对其尸体的态度不一样，那麽，这种差别正好是对活人的不同态度的延伸，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恰恰是不把人的尸体等同于物。
再有，那两位医生的话本身就前后不一贯，经不起推敲。若说“人死了就成了一个物”，这道理对一切人都适用，谁死了都成了一个物，不管你生前是坏蛋还是好人，不管你原来是“反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爲什麽你们偏偏只任意摘取死囚的器官，不敢任意摘取其他死人的器官呢？问问那些把摘取死囚器官不当回事的人，如果医生任意摘取你家死去亲人的器官，你也会觉得无所谓吗？
面对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中国政府照例是矢口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是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不过到后来，中国政府的说法发生了变化。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先是在国际会议上，然后又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承认，长期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主要依赖于死囚器官。
不难看出，中国政府说法的变化是出于无奈。因为从2000年起，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呈爆炸式增长，名声远扬，外国人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器官移植手术。可是众所周知，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极少极少。黄洁夫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现阶段中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大概只有百万分之零点六，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只有零点六个人自愿死后捐献器官，十亿人只有六百个，十三亿人只有七百八十个。但是在中国，按照黄洁夫的说法，每年器官移植的手术多达一万多例。缺口太大了。那么，大量的用来做移植手术的器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法轮功一直在揭露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上也有专家学者通过独立的调查研究证明确有其事。于是，为了掩盖活摘这一更大的罪恶，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承认死囚器官移植。
可是，稍加考查就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的死刑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每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更大；因此，单凭死囚器官仍然远远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
近几年来，有境外的亲北京的媒体和国内的一些官媒发表报道，揭露了在死囚器官移植背后更大的罪恶。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