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讲《不肖子习近平》里，我讲到，晚年习仲勋主张言论自由，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可见其思想自由化并不亚于胡耀邦。问题是，象习仲勋这样的老革命，为什么到晚年会产生如此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呢？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不肖子习近平 (2015.5.4)的恐惧。史珂拉写到：“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例如，有人会想起加尔文教徒中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昂。”

关于这位卡斯特里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美丽的日内瓦城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在这时，年轻的教士卡斯特里昂挺身而出，发表了《论异端》一书，有力地谴责了宗教迫害和思想专制，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像茨威格所写的那样：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西方中世纪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

物极必反。文革浩劫不只是中共思想专制的顶点，也是其盛极而衰，走向破产的起点。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就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例如胡耀邦，例如习仲勋。习仲勋正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痛感多年来中共对不同意见的迫害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恐惧，所以才旗帜鲜明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

也许有人会说，胡耀邦、习仲勋都还是共产党人，都还信奉共产主义，怎么算得上自由主义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史珂拉。史珂拉说：“除了禁止干涉他人的自由之外，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生活或者应该作何选择的特殊而积极的学说”。“自由主义原则上并不必依赖特殊的宗教思想体系或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们不拒绝宽容，就不必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

史珂拉提醒我们，要把各种心理学上的亲缘关系和逻辑结论区分开来。一个人信奉共产主义，那么，在心理学上，他可能更容易导致不宽容，导致思想专制，但是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不宽容，并不必然导致思想专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确实有不少真诚地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也同样真诚地主张宽容主张思想自由。事实上，在各种主义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有两种人，有的人很通情达理，能够尊重和保护不同理念不同信仰，有的人却蛮横武断，总想强加于人。只不过在各种不同的主义中，有的是前一种人多，有的是后一种人多。

正如史珂拉所说，对自由主义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划分一道界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定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对强制施加限制，必须禁止侵犯个人领域，首先是禁止侵犯思想的领域、信仰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保护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意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仲勋是自由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近平是习仲勋的不肖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