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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下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崛起，被称为中国奇迹。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更不会有政治改革的冲动，相反，它看得很清楚， 它知道，它之所以能一路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就是 靠它的坏，就靠它的狠，就靠别人做不出的事它敢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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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比89年更小 ——在中国研究院关于宪政转型研讨会上发言 胡平 201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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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不光是习近平掌权之后，就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前的中国，无论从私有经济所占有的比例来看，从意识形态掌控的宽松度来看，更不用说互联网的发明，显然要比1989年之前有更大的进步，和苏联东欧在转型之前，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认为这些指标其实都不重要，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现在比1989以前的时候要小得多，也要比苏联东欧那个时候要小得多，所以我觉得上面所说的那些指标都不是特别重要，相反，有时候缺少这些指标，反而倒使得中国改革的动力更强大，共产国家的转型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所有苏联东欧的转型，我讲了很多次，都是在没有或者缺少那些通常认为的前提条件，例如市场经济，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情况下发生的。像蒙古，当蒙古转型为民主的时候，它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市场，甚至连到西方的留学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向民主转型的那些所谓“前提条件”，通通都没有。但是蒙古说转就转了，转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容易。
那么问题就是，共产党国家转型有个很大的特点，它很大程度上，转型的动力是来源于它自己的失败——它过去的那套政策失败了，而且失败得特别惨痛，特别全面。我觉得拿中国来说，前30年政策失败，我觉得真是很少见的：一个制度建立了30年——还不到30年，就全面失败：且不说三年大饥荒，在文革后期，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就是到了“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文化上教育上一塌糊涂；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几乎波及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党的官员队伍，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和折磨，也远远超过他们在掌权之前。所以到了毛泽东晚期，你很难找出中国的社会阶层哪一个是既得利益阶层——根本就没有这个阶层！谁都处在受迫害的阶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人帮”一抓住，举国都欢庆，人人都觉得是个好事情。当时失败得这么彻底，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改革，各种人都觉得有改革的必要。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当时的世界是处于民主国家一派欣欣向荣，这么多年经济上搞得非常好，社会福利也比共产党国家好得多，等等等等，对比太鲜明！其实不谈外面的挑战、外面的刺激，单单是内部，他们自己出的事，就已经足够促使他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一种需求，去要求政治改革的道路。
就像我讲过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是内生的、是自发的，不像是梁启超胡适他们那一代，他们那一代是学来的，他们原来是念四书五经，从来不知道还有那么个东西，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原来的那个制度有什么不好。然后睁眼看到了世界，到了海外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果然比我们的要好，然后才有了学习的愿望。
而当代不是这个样子，更大的是极权压迫本身，使得内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动。在这一点上，中国这次变化倒是和西方当年自由主义的产生有相通之处，西方自由主义正是这么产生的。
美国的政治哲学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有篇文章，“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上，恐惧政治迫害，就想免除这种政治迫害。她谈到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是后宗教改革的产物，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宗教迫害，尤其是新教，加尔文教虽然很多方面比旧教有很多先进之处，但是加尔文教一旦在得势之后，它对异教徒的迫害更严厉、更凶狠。到头来反而促成了在新教统治地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要求宗教宽容的思想。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宪政民主，首先都是发生在新教地区。而新教本身一度是非常残酷的，加尔文教整起人来实际上比旧教还要狠，但这样一来它就物极必反，反而使得很多人包括新教自己的教徒，看不惯那种事情了。他们觉得我们宗教是要讲博爱的，怎么同时又做出这么残酷的事呢？一方面，作为虔诚的信仰者，他们对信仰的纯洁性有高度要求，觉得排斥异端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同时呢，对异端的打击使得很多人遭殃，很多人受了那么大的罪，折磨得那么残酷，又使得那些信徒良心不安，和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格格不入。他们觉得，我们基督教是讲究良心、同情心、博爱的，怎么对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这么残酷无情呢？不应该啊。违背了我们的博爱精神了啊。这样在宗教历史上，才产生了宗教宽容的思想。
相反，在没有进行宗教改革、没有新教占上风、没有那么严重宗教迫害的地方，反而没有产生自由主义。恰好是在宗教压迫最强的地方，最先出现了自由主义。荷兰也好、英国也好，都和这个背景有关系，那就是所谓“物极必反”，两极相通。
共产国家也是同样的情况。像共产中国，“文化革命”、政治迫害广泛到那样一个程度，几乎一半人都挨了整，文化人就不用说了，所有的老革命、共产党官员也都挨整，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要求，就对自由、对宽容就有很切肤的感受。这和他们以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自由”，感觉就不一样。
谈到习近平，我看到《炎黄春秋》上面一篇文章，就说他的父亲习仲勋主张要有“不同意见保护法”。他说我们党过去就是吃这个亏吃大了，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说人家“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很大损害什么的。他提这个主张，是相当自由化的，在自由化程度上，他一点都不亚于胡耀邦。
那时流行的看法是，是要允许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可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个东西不好掌握。我要是提出不同政见，你就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作有罪没罪的标准。应该说，不管什么样的观点，任何不同的政治观点都应该宽容，不能说“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共产党也一直说是主张言论自由的，但是它强调不能给“反革命言论”的言论自由，不能给“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的言论自由，到头来把所有的自由言论都剥夺掉了。
象习仲勋这么一种主张，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来自他长期遭受迫害这么一种切身感悟，不是后来他读过几本西方自由主义的书。他想来没读过洛克，密尔，也没读过弗里德曼、海耶克。这恐怕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那些开明领导人共同的心路历程——胡耀邦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他们未必读了多少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什么在他们执政的时候，就采取宽容的方针。而共产极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一旦停止了对不同意见的迫害，这种制度就跨掉了，就转型了。
在中国和其他共产国家，在80年代都有很强大很猛烈的一股自由化潮流。虽然官方多次压制，但我们看到，每次打压都是虎头蛇尾，越搞到后来就越成了强弩之末。以致于到后来1986年，胡耀邦下台，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他们反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时候他们到海外来讲演，很多留学生开几小时的车就为了一睹风采。那跟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被当局点名批判的人在民间在海外获得的待遇很不一样，说明当时整个那股潮流是很难阻挡的。这是就政治而言。
从经济上讲，尽管中国的改革在八十年代还是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一直有所约束，或者用一般的说法：邓小平的改革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可是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其他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一样，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改革公有制、回到私有制；就是改革计划经济、重建市场经济。而共产党是搞共产革命起家的，共产党使用最残暴手段摧毁了当时的有产阶级，建立起了公有制。因此，当它回过头来要搞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既然你搞共产革命就是错的，那么建立在共产革命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中共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实际上就是不断在给自己拆台，不断地使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消失。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早就看出来了，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那就是说你革命搞错了嘛！一个山西老农民讲过一句话：“邓小平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不对，很简单嘛！
1985年我去广州参加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讨论会，去了一趟蛇口，见到袁庚。在此之前，袁庚的儿子到北京来对我讲过一段故事。他告诉我袁庚1979年奉命去深圳蛇口建特区，临走之前，他和父亲有段对话。袁庚就是深圳——那时叫宝安县的当地人，30年前他是解放军炮兵团长，是他带着解放军“解放”深圳，就这么巧。他儿子问他，30年前你带着解放军去解放深圳，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跑去办特区，把那个公有制再变成私有制，老爸你这辈子是在干什么呢？当时袁庚一句话答不上来，无言以对，就说：反正不能让中国人老这么穷吧？
袁庚这种人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后来做的事就是颠覆他原来做的事。（冯胜平插话：中国哪一次不是这样？已经改朝换代24次了。）不，改朝换代是否定前人，这次是自己否定自己，是不一样的。
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就讲，说老一代的经济学家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情，前半辈子就干怎么样建设计划经济，后半辈子就干怎么样解散计划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对这些人来说，他既然知道，所谓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的自我否定、共产革命的自我否定，那么因此他就不可能同时还坚持所谓“我们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这种想法了，对不对？统统站不住脚了嘛。因此如果这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的话，他们就可能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就像匈牙利的领导人就主动改革了，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转型。如果当政者不想主动改革，那么当社会有了强大的民主运动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敢镇压——他们没有那个勇气。要用枪杆子去镇压的时候，总要有个说法能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而且这个说法一定是领导集团共同的想法才行。如果都没有这种想法了，他们怎么还能扣动扳机呢？这就是习近平说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没有人去镇压了，没底气了。
共产党过去整人，唯一法宝就是说你是走资本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现在你共产党自己这样复辟资本主义，你自己当资本家当资产阶级，你怎么还能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去整别人呢？你要整别人你连借口都没有了。
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本来就是自我否定的性质，起先，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何尝不想跟中共一样，想着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起先搞经济改革，也只想在社会主义框架之下做一点修正，以证明我们还是在继续原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有调整有改变，但基本上是原来那条路。可是到后来他们发现不行：经济上要成长，就必须把自己原来建立起来的东西给否定掉，就必须把自己原来否定掉的东西再重新恢复回来。当他们一旦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完全失去了镇压的理由或曰借口，再也下不了手了。
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之后，当然保守势力就大为抬头，保守派说，八九民运能折腾那么大，就是因为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他们放纵自由化，打压不力，另外也和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关系：经济改革太资本主义了，使得很多人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所以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打击自由化了。因此，保守派就主张要走回头路，经济改革要往后退，要退回到原来的社会主义。“六四”之后一度出现经济改革回潮的现象就是这么发生的。
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想明白了：此前我们搞经济改革，总要给我们的改革方案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就是怕别人说我们复辟资本主义，那就釜底抽薪地否定掉了我们共产党专政的合法性。现在呢，我们有了“六四”，人都杀了，我们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老百姓不敢反抗了，没有力量反抗了。事到如今，我们还羞羞答答遮着掩着干什么呢？没必要了嘛！原来还在乎姓社姓资，就怕别人说“你都复辟资本主义了，凭什么还共产党专政”？现在不用担这份心了，不用怕别人怎么说了。我有枪、我横嘛，怕什么人说？你惹不起我嘛！
正因为有了“六四”，中共在经济改革方面，不但不需要退步，反而可以走得更远了，因为它可以更不在乎“姓社姓资”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也都把这点看明白了，看穿了。在“六四”之前，中国经济改革在上层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比如说陈云李鹏曾经是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但奇怪的是，到了“六四”之后，到了“九二南巡”之后，按理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得更远了，更资本主义了，可是，党内的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反而没有了！陈云那时候不反对了，李鹏也不反对了，全都成了“改革派”了。这20年来，上头在经济改革上没有唱反调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原来陈云李鹏他们反对，在“六四”之前，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他们也不是对经济改革本身有什么不同看法，而是对进行这种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有担心。后来果然发生了八九民运，但是被“六四”压下去了，这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他们也就都放心大胆地成了“经济改革派”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大家知道，“六四”之前，已经出来了导致腐败的双轨制，开始实施双轨制，官商官倒就出来了。八九民运两大口号，一个是要自由民主，一个是要反官商官倒反腐败。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一度真心实意想反腐败，因为他们发现，”动乱分子“凭什么把老百姓都哄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因为我们党的错误、我们党的干部太腐败了。所以为了削弱反对我们的敌人的力量，就要把老百姓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此就必须反腐败。他们确确实实出了很多文件，还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清理公司，邓小平儿子的康华公司就是那个时候被清理掉的。这是拿邓小平的儿子开刀啊，可见是来真格的。邓小平当时可能是这么想的，既然腐败引起了民愤，动不动就那么多人上街，要杜绝这种事情再发生，我们就要清廉一点，不要太腐败，反腐败才能重新赢回人心。“六四”后最初这个阶段是真的在反腐败，可是后来，到“九二南巡”，邓小平想通了：我还在乎什么呀？原来不就是怕老百姓拿我们这个腐败问题上街吗？现在谁敢上街？既然没人敢上街了，那我们还怕什么腐败？我腐败又怎么着？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干嘛不腐败？
再有，党中央发现，现在上下级官员、党心军心这么浮动不安，苏联东欧巨变，干部队伍的人心早散掉了。你要是再不给大小官员们腐败机会，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大发其财，他们干嘛还要拥护你呢？要是官员个个都很清廉，那就很危险了：他们就可能要自由要民主要搞政治改革了。反过来，你给他们发大财的机会，给他赚不义之财的机会，他上了贼船了，就不好反对你了，就和你同流合污了。当年影射陈希同案件的那部小说《天怒》，里面借一位官员之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毛邓都是强人，相比之下，江泽民只是个弱主，党内不服气的大有人在，他凭什么让别人都接受他的核心地位呢？那就是号召大家都闷声发大财。
90年代腐败开始泛滥。那时候还有一句话为腐败辩护，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话也对，你想呀：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把属于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让给市场，做官的当然不高兴不愿意。可是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趁机大捞一把，何乐而不为？于是他们对经济改革就都变成了积极态度。
就这样，六四之后，腐败成了维护当时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政权的粘合剂，同时又成了推动经济改革的润滑剂。
六四后，紧接着苏东巨变。第一次天安门事件，76年四五运动，过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死了，中国政局立刻大翻转。可以想象，假如邓小平在六四后半年就死掉，中国政局肯定也会大翻转。可是，邓小平在六四后又活了八年。这样，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六四之后的中共，党内自由派失势。随后又发生了苏东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很难再出现公开要求政改要求民主的声音。过去，党内提政改，提民主，总是说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可是现在没法再这么说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一旦政改，一旦民主，那就是一党专政的终结，而且共产党很可能马上就下台。再加上有六四那样的血债，所以上层对政改对民主更恐惧更提防。于是，维护一党专政成了上层一切决策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只要不挑战一党专政，别的事情都有了更大的容忍度，老百姓你爱干嘛干嘛。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政治上控制得非常紧，但同时又相当有活力——一般在政治上控制相当紧时，社会上就死气沉沉，但中国不是死气沉沉，而是很有活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哪里是禁区，封得紧，咱不去就是，别的地方是康庄大道，共产党不会管的。彼此之间已经有个默契，你有那么多精力要释放，那么你在别的领域翻江倒海吧。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讲，中国的这种经济改革，在“六四”之后这种高压之下，没有了顾忌，不问“姓社姓资”，改革搞得更快了。这种改革和苏联东欧相比，是更不道德，但是它比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更有实效。道理很简单，共产党国家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制度再变回私有制制度。这个问题很不容易。用当年一位学者的比喻就是，“怎样把鱼汤再变回成鱼？”我们已经建立了公有制了，怎么把它再变成私有制呢？
无非这几种办法。首先是还，物归原主。你抢了地主的地，把地还给人家地主；你抢了资本家的工厂，把工厂还给资本家，或者是折价还钱。不少国家都这么做过。另一种办法是分，大家平分。既然挂在全民所有制下的财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么如今要私有化了，那就该把它们平均分给每一个人民。这就叫全民私有化。这种办法无疑是很公平很合理的，所以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可是这种做法有个大问题，那就是把资产切割得七零八碎，给肢解掉了。到头来企业无法有效经营，因为没人是老板，没人负责。如果一个大公司没有大股东，所有人都是小股东，一般小，那不是跟大锅饭一样吗？所以当一个国家的资产被千刀万剐拆散到如此程度，这个国家的经济必然会滑坡，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要糟糕。计划经济还有厂长书记，他还会考虑到自己的升迁，他还有点积极性。现在就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所以你要用这种人人来瓜分全国财产的方案，“最合理”“最公平”，也是“唯一能接受”的方案，但是毕竟在一段时间内不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反而会使经济大幅度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期市场经济以后，才能使资产重新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出现新的资本家。
现代资本主义是规模经济，需要有资本家，还需要有大资本家。可过去搞共产，大家都穷，特别是大资本家从哪里来呢？用大众私有化的办法很慢。中国采用了最快当的办法，那就是干脆把资产送给官员，把党委会变成董事会，厂长书记变成CEO，这不就一步到位私有化了吗？早在80年代，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过在当时没法实行。因为这种做法在道理上太讲不过去了。你共产党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你怎么能摇身一变自己就当起地主资本家了呢？可是到“六四”之后，共产党反而有这个机会了。“六四”之后的经济改革，就是权贵私有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财产直接变成官员自己的财产，就是这么个过程。这个过程，在道义上是最黑暗最岂有此理的，但是它从经济效益上看是最有效的。因为它避免了把大的产业零碎化了，避免了经济滑坡。所以中国没有东欧近30年来，原共产国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都曾一度有过的，甚至很多年的经济下滑，唯独中国长期以来，从改革以来，一直是朝上升。
再加上中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利用其低人权优势，创造出比西方国家，比美国都更强的竞争力。二十多年下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崛起，被称为中国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更不会有政治改革的冲动，相反，它看得很清楚，它知道，它之所以能一路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就是靠它的坏，就靠它的狠，就靠别人做不出的事它敢做得出来。它知道，它之所以能做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特别“坏”，如果它不再那么“坏”，那就不会再“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改恶从善的可能性特别小。
《纵览中国》首发 2015.8.5 关键词: 民主转型 8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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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8/0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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